“四个第一”好 毛的造神运动

王海蓉要求开会批判张玉凤

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的策划下，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里面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警句。这样就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更高度。

大跃进的教训被一笔勾消，建立符合现实的现代经济方向也被逆转。林彪的目标是统一意识形态，他对专业技术嗤之以鼻。林提出“四个第一”的口号：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这一段时间以来，毛对于林彪的不断“神化”自己，丝毫不加以制止，反而在各种场合，表彰林彪。毛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毛并令全国学校、工厂、公社、学习解放军。毛说：“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还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自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机关、团体和学校无不设立了政治部，都在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说穿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步步加深对毛的“个人崇拜”，将毛“神化”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地位上去。

凡是不同意林彪这种“造神运动”的人，都受到毛的冷落或批评。毛是先找一些替罪羊下手，其中一个靶子就是保健局。

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

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了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

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干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

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虽然无力正面痛击他的敌手，但他可以使刘过得生不如死。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取消保健工作。至于专为高干设立的北京医院，毛说：“北京医院可以改名老爷医院。”

毛以前就曾批评过保健局和北京医院。毛提到其他高级干部的生活方式时说：“这些老爷，平日养尊处优，有人给保健，有了点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

这个批件交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手里。史接到这份批件后，惊得目瞪口呆。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被取消，损害到每个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其中当然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但没有人敢违抗毛的旨意。但又不能让其他领导人去一般公共医院看病。卫生部必须为高级干部的保健问题另寻对策。

保健局和卫生部党组连续开会，煞费踌躇，终于有了定案。撤销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将史书翰、黄树则提升为卫生部副部长，仍然主管保健。将原来的医生和护士们合到北京医院。结果是人员和机构搬动了地方，各项保健工作照行不误。北京医院改变办法，不只给高级干部看病，可以向老百姓开放，老百姓可以同样看门诊和住院。

但是这样一来，又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保卫安全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只给周围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厂人员看病，同时要求这些单位，对他们介绍来看病的人，保证审查没有问题，不是“坏人”。

毛倒是丝毫没有受到撤销保健局的影响。我被任命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我上午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中午以后到一组办公。那时我跟别人一样，觉得身为主席的毛应该有特权拥有自己的保健医生。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恍悟其间的极不公平。

但北京医院的名字成了大问题，毛批的，改成老爷医院，不能这样改，这不像个名字。卫生部长钱信忠、史书翰都要我想办法再同毛说说，能不能不改名字。

我只好又去见毛，告诉他卫生部奉他的“命”所做的改变。我将撤销保健局的细节报告完后说：“北京医院的名字不好办，改成老爷医院太难听。而且这个医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国人建立的，从那个时候就叫北京医院。”

毛笑嘻嘻地说：“仍然叫北京医院吧，收老百姓就好。”

毛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保健局改组的影响，江青则因为身体“不好”，仍然要有护士伺候她。我继续做毛的私人医生。虽然现在我早上都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那里的工作仍和毛脱不了干系。毛最常患感冒和支气管炎，此后我的精力大都花在治疗或预防这两种病的研究工作上。

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改变就是全家搬出中南海。我们原来都住在中南海南船坞，现在既然取消了保健办公室，就不能再在中南海内住下去了。

我们搬到离紫禁城不远，原保健局所在地的弓弦胡同。那儿有不少房间空了出来。我们一家四口合住在中院的北房，总共有四间房间。我们小院子的南墙下，是一个花坛。里面种了一排玉簪花。我们刚搬去后，在门前的小院里种下了一枚枣核，没有想到，它竟然萌发出来，抽条长枝。

弓弦胡同靠近隆福寺市场、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买东西非常方便。但特别有好处的是，我的大孩子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从这里骑车子到学校往返很近。这里有车可送我往返中南海。这时正巧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内部整修，出售一些家具。我同娴挑买了一些，搬入弓弦胡同，在这里安了我们的家。

我很高兴能离开中南海。住在中南海内，因为警卫工作的限定，亲戚、朋友都不能到我们家里来。现在坐在我们新家的窗前，面对着花团锦簇的小院子，我几乎可以忘记失去琉璃厂老家的伤感。毛与一组的世界恍若离我十分遥远。我非常喜爱这个新家。

后来有一次，半夜三点多钟毛找我，我已回到弓弦胡同。第二天毛对我说：“没有想到，整到我自己头上了，找你这个人找不到了。”由此，在一组我的办公室内放了床，有时我就住在那里。

毛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持续恶化。一九六五年一月，邓小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在会议期间觉得身体不适，邓便劝毛可以不参加会议。但毛仍抱病参加会议，并发表一篇谈话，其中强调农村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打断毛的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带了宪法和党章去开会。毛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刘少奇）不让我讲话。”本来首长开会互相插话，是常有的事，但这次不同，问题严重起来。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劝刘少奇向主席承认错误。刘作了检讨。党的分裂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五年春节后，毛又离京外出。两位女机要员同行，加上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张玉凤仍然是毛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到了武汉，住到梅园。

一天上午我起床不久，王海蓉匆匆跑来找我。她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里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

我说：“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王说：“什么慢慢说，我不能看着主席受这种坏蛋的欺侮。”

说着，王又去找汪东兴。

正在吵吵嚷嚷中，卫士小张来了。他说主席发脾气了，说张玉凤不像话，让大家给她开个会，批评她。

汪东兴对我说：“总是搞一些烂脏事，这样的会怎么开法？”

但是，毛既然发了话，不开不行。可是无法开得好。因为在这种情况，很难说什么是非曲直的。

这个会在毛的饭厅里开上了。汪开始讲了几句，说有事就走了。于是由我主持会。

王海蓉首先讲，张玉凤太不礼貌，不尊重毛，甚至骂毛。

这时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

张玉凤接着还要讲下去。我想，这个会越开越不好听。只好将会停下来。王海蓉还不干，说没有分清是非。不能停会。

我只好去找汪东兴，让汪同王海蓉谈谈，把事情掩饰过去。

我又让护士长与张玉凤谈谈，让张自己到毛那里承认错误。

结果是，王海蓉说我们不敢坚持正义，看着毛受气不管。一气之下，王回北京去了。

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么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一下子顿时清静下来。可是毛感冒了，发烧，咳嗽，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经过治疗以后，退了烧，咳嗽也好多了，却又发生了音带炎，开始声音嘶哑，随后发不出音来。

这不是大病，毛却以为要永远失音。他很急，要立即治好。我一再解释，音带正在发炎、水肿，不可能立刻缓解。我建议用物理治疗，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可是毛嫌麻烦，只做了一次，他就不肯继续了。于是改用中药治疗，这倒是相当有效。两天以后，能够发声了。再服了三天基本恢复正常。

感冒退烧后，毛坚持在招待所室内游泳池游泳。我一再劝说暂时不游泳，他不接受。等到声音恢复后，他说，你们的这个疗法、那个疗法、西药、中药，统统不管用，还是我这个游泳疗法有效力。

五一劳动节后，毛决定到江西井岗山去看看。乘火车先到长沙，停在黑石铺，毛到蓉园招待所。张玉凤仍在同毛赌气，留在火车上。

从长沙到井岗山，分乘了几辆汽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因为汪东兴在江西任副省长四年，对江西很熟悉，所以江西省委没有派人陪。

中途经过湖南省茶陵县时，天已经黑了。县政府将整个办公室腾空，临时装上床让大家住。这次只带了够毛一个人住房的灭蚊喷剂。蚊子很多，床上支起麻布帐子，又点起艾绳。睡一夜下来，头晕脑胀。

在井岗山上茅坪有一新造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住在另一边的二楼。

茅坪的中央，是一小片稻田。田南一排土房，陈列着当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担。文化大革命后，这扁担被说成是林彪挑水的。由此可见历史可以随时改写。山上翠竹丛生，还有一家制造竹纸的纸厂。这种纸极薄而透明。我记得幼年时家中用这种纸糊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