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视频截图)
1959: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二)
达赖喇嘛看演出之谜
画外音：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六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李肃：他去西藏军区看演出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李江琳：谁邀请了达赖喇嘛这个事情到目前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也是一个谜之一吧。1959年2月7号，那一天是藏人传统中的一个节日，是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这个节叫做驱鬼节。这一天他们习惯上是要跳羌姆，这是一种戴着面具的宗教舞蹈。自从51年解放军进入以后，每年他们在布达拉宫跳羌姆的时候都会邀请中方的最高官员一起观看，因为它有宗教性质也有文化性质。59年驱鬼节的这一天正好是公历的2月7日。那一天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所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是最高领导人。应邀参加观看羌姆的是西藏军区副司令邓少东。他带着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两个去参加。邀请看演出的事件就发生在他们两方在观看这个宗教舞蹈的对话当中。
画外音：1988年，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题为《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李江琳：中方资料引用得比较多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的说法，但是阿沛当时不在场。
李肃：他不在场，并不知道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李江琳：对，他不在场。这个我特别向达赖喇嘛求证过。就是他当时在不在场。所以我对到底是谁邀请的，我的结论是它是在一个闲谈中，就像我和你聊天的过程中无意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达赖喇嘛当时在忙着考试，对于他来说，去看演出这件事，在当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主要的事情。对这件事情反复强调的倒是中方的资料，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它没有说出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连邓少东本人都未必记得当时到底谈了什么。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
达赖喇嘛警卫之谜
李肃：在决定了达赖喇嘛要去军区看这场演出之后，双方的官员做了一些安排。在这些安排中，据藏人的说法，说西藏军区提出来达赖喇嘛到军区来的时候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李江琳：在藏方的资料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尤其直接的当事人是达赖喇嘛警卫团长。他被叫到军区去，由邓少东告诉他这个安排。从藏方的资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发生过，因为不止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说过，其他的人也说过。这件事给他们的震动很大。那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应邀到军区去。
李肃：哦，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李江琳：对。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我其实也想到，如果是筹委会邀请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到了军区去，不带武器到军区去，在当时处在几乎是准战争状态之中，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李肃：这件事情中方有没有承认过，我们是说过达赖喇嘛不让带警卫来。中方的资料里面有没有说？
李江琳：没有。只有阿沛说过一句话，说境外藏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他否认。但是我的书里对他有分析。他并没有否认带不带警卫这件事，他回避了。但是在这一点上，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达赖喇嘛如果去军区的话，警卫怎么安排。所有的中方资料中都没有看见。
画外音：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2009年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
李肃：根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当时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不让他带警卫去？
李江琳：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藏人的回忆中它不是一个孤证。它是一个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都有相同的说法。而且他们都认为达赖喇嘛去军区不让带警卫是直接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一个主要根据。
画外音：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琳采访时回忆说：9号的时候，代本，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一起去的地方，他要提前去看一下。当时代本去了司令部那边，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怎么去……代本去了司令部以后，他得到非常不好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有一条河。他们提议说，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平常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藏军不能过这座桥，就在桥那边停下来。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不能带任何武器。
李肃：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表示过担忧，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啊，有这样的想法吗？
李江琳：没有。从资料看来，在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不让带警卫的事。这件事情使他非常犹豫。他感觉到不对。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犹疑了片刻，然后就认为没关系，这个不会有什么情况。
李肃：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李江琳：对。达赖喇嘛不认为不带警卫这件事对他构成威胁。
李肃：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江琳：对。
李肃：为什么呢？
李江琳：因为类似的事件当时在1959年之前，在周边四省的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藏区普遍地发生。这个有一份文件。由李维汉、杨静仁和汪锋他们三个人去甘肃和青海去调查58年甘南藏民暴动原因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画外音：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解放以来，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开过杀戒。省委同志提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一律关起来，待叛乱平息后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一般不再给“官”坐（做），较重的判刑，首恶分子大张旗鼓地杀几个。我们认为这样作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李江琳：这个文件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而且得到了执行。各个地区、包括各个县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引起来藏人极大的恐慌。发生的事件就是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大喇嘛、大头人突然间都得到通知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来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发生在周边四省的这些事情，由各地逃到拉萨的难民带到拉萨。拉萨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各个地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59年3月10号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他们立刻想到西藏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捕达赖喇嘛。
李肃：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李江琳：对，所以这里面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李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中方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这都是阴谋的一些组成部分呢?
李江琳：应该这么说，整个的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李肃：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证实任何一方有阴谋。
李江琳：对。后来发生的是另外一回事。3月10号事件本身是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中方请达赖喇嘛是一个阴谋，或者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西藏地方政府组织叛乱了吗？
李肃：中国的官方史料里还说了一个情况，当时西藏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政府，强令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去包围达赖喇嘛的住处，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去看演出。这个情况有吗？
李江琳：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我从各个藏人的，我自己采访的，以及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口口相传。有些人是走到路上看到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就问：“你干什么？”人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有些是在街上看见，也确实是有一些噶厦的下层官员带了人去，也确实是有。
李肃：中方的说法似乎是要证明这场所谓的暴乱、叛乱是有组织的、是由上层组织的，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实施的。你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是有组织的，哪怕是下层的官员进行有组织活动？
李江琳：就3月10日这一天，数万民众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有一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怎么开始的呢？是3月9号的晚上。我访谈的藏人参与者中，最早赶到罗布林卡的是3月9号晚上，是一些康巴人。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他们最早赶到。第二天是各种各样的人。这仅仅是3月10号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件事情，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但是不是说从2月7号就开始，因为2月7号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决定哪一天去。
李肃：实际上噶厦政府可能是在达赖喇嘛的指示下，宣布达赖喇嘛不去军区看演出了，因为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去。他就决定不去了，而且宣布了说我不去了，大家散去吧。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李江琳：是事实。这个不仅是我采访的当事人，在宫墙外面的人。他们都说了有这么回事，而且还告诉了我具体的地点。我问过他们很细节的，就是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就是罗布林卡宫殿的正门。门上面是可以上去的。（他们在）门楼顶上拿了一个扩音器。他们在不同地点的人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有力的资料是西藏军区出版的这个资料集，叫《平息西藏叛乱》里面。里面登载了一个噶厦工作日记。这个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李肃：这个日记是噶厦政府的日记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李江琳：是噶厦政府每天的工作日记。它在工作日记里就提到了这一点。
李肃：如果说民众围困罗布林卡是下层人士有组织的活动的话，让民众散去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李江琳：对。
李肃：这个事实中国官方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吗？
李江琳：没有。这也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多细节，而且是关键的细节被忽略掉了，而且是被删除掉了，使得历史就变成更外一种状态了。
李肃：现在看来当时的噶厦政府呼吁民众散去是没有产生效果。民众并没有散去，对不对？
李江琳：当时是没有散。后来到下午的时候，据当事人讲，很多住在拉萨的人就回家了。
李肃：既然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那个事件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李江琳：当时有部分人散去了。大部分散去的人是家住在拉萨的当地人，因为他们有家。他们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回家了。但是3月10号事件发生是在新年后不久，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每年到藏历新年，原来是有传召大法会。这个法会是它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大量的其它地区的人会到拉萨来，来朝圣，或者来听经。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一下会增加很多。在3月10号发生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其中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是康区，四川逃过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打了三年了，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青海也有少量，安多也有少量人逃过来。这些人后来带着帐篷，就在宫墙外面安营扎寨了。他们在那里坚持了10天。所以后来拉萨战役中很多被打死的人，有很多是这类的。
李肃：后来这个事件发展到藏民们开始喊西藏独立的口号，要求西藏独立，要求汉人滚出去，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李江琳：他们认为只要汉人在那里，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李肃：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后来已经是公开地反汉人，反汉人的政府，要求西藏独立，这个是怎么变化的？
李江琳：实际上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它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开始了。但是它比较集中于精英层、官员层，受过教育的。他们有比较明确的观念。而且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西藏始终存在着“亲汉派”和“亲英派”，这是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一点，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在1959年3月10号这一天，由普通的民众提出要求汉人离开，西藏要独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这个观点倒是产生得比较新。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据我所知，当时西藏，至少在拉萨，就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的很多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有些是僧人，有些是军人，也有藏军，也有一些是噶厦的中下级官员，不是上层。上层都是统战对象，也都是既得利益者。
李肃：也就是说上层实际上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的，是这样吗？
李江琳：对。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我的书里面写过一个数字。他们跟西藏贸易总公司做生意，贸易额很高。他们都富了。大洋滚滚而来。
李肃：先富起来的是他们。
李江琳：他们本来就富，然后就更富。所以这些物价飞涨对他们并没有伤害。伤害的是底层的人，中下层的人，特别是下层的人。这些人最后是拉萨事件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反抗的年轻人和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他们是在北京受过教育。
李肃：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小让他们到汉人的地方去上学，学习汉语，学习政治，但是他们接受教育以后反倒更要反抗，这是为什么呢？
李江琳：它不是所有的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以后，他们才知道土改是怎么回事，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这不仅是中共，也是汉人意识上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我们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别人势必也认为这样最好。很多这种社会改造的方式和结果，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有一部分在外面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回来以后反而成为反抗力量，加入反抗。他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西藏的未来。
结束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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