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官场，不一样的抑郁

中国的官场已经成为全世界精神疾病的多发地和最危险的策源地。

远的不说，就说今年。王局长一出事，重庆有人马上就放风，说他早有精神抑郁，言下之意是他的话不足信，他这个人也必须被隔离。谷女士一出事，马上也有类似的风声，无非是说这个女强人恐怕难以为其最强的行为负责任。

近年来，中国官场自杀的消息频频震惊世界，第一时间发表的原因或者有官方背景的消息常常是工作紧张导致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抑郁。前一阵甚至有人警告：中国官场心理和精神疾患如此严重，说明中国的官已经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一下子，那些春风满面的官吏的形象竟然一落千丈，跌到和民工甚至访民类似的地步，向社会哀哀求告同情和怜悯。

中国soso 百科用调侃的语气说，“官场抑郁是一种流行于中国官场的常见病、多发病。以情绪多变、行为无常、畏罪自杀为典型症状。官场抑郁症严重威胁官员的身心健康，影响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强，官场抑郁症导致的官员自杀现象有所加剧。”

但中国很多人宁愿相信另一种解释：中国官场官员自杀背后有潜规则，只要是抑郁自杀，真正的死因就会被掩盖。这就是说一死百了，身后不追究，死人不会说话，有关的上司同僚得益的亲戚朋友一干人等都可保全，真所谓牺牲小我保护集体。这样说来，那个“弱势群体”其实倒成了最值得人们敬佩的“烈士”群体。

但最近另一个自杀案例使得人们对官场自杀这个现象刮目相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主编徐怀谦8月22号跳楼自杀后，他生前说过的一些话在网上流传。很多人认为这些话很可能反映了徐先生临终前的心境，所以他可能是以死明志。

这些话包括：“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没有个体生命的张扬，只有整齐划一的思维，只允许一种声音，这样的时代即使很富庶，也是称不上盛世的……以专制手段维持下来的盛世，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矛盾，但却无形中延缓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有人说，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娱乐的时代，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可是，我们不能把什幺过错都推给时代。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它可以不漂亮却不可以没内容；它可以很丑，却不可以没有个性”。

这样看来，徐氏是性情中人。不管他是不是以死明志，他在那个特别的官场中的苦闷是很深重的，心理压抑是很难承受的。中国网民说得对，“‘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一个人长期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不出心理毛病是不可能的，不患抑郁症也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徐先生的官不但不大，“含金量”也很低。但这个位置很可能使他能更多地接触到官场和社会的那些让他苦闷，压抑和愤懑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别人看到了可能还可以说，他看到了偏偏不能说。如果是这个原因使得他难以在这个世间再生活下去，那么人们在为他感叹的同时也应该惋惜，因为当今世界—不止是中国—这样的性情中人实在不多了。

一样的官场，不一样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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