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8日,孙志刚葬礼,看着儿子的遗像,50多岁的孙禄松悲痛欲绝。 孙志刚的墓志铭末尾是: 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资料图片)
原标题:他用生命唤起对个体权利的关注
2003年,《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稿,最终导致收容制度被废除。
孙志刚事件成为中国法治进程重要节点,稿件原作者王雷接受记者采访。
九月初的北京,郁达夫笔下悲凉沉静的北国之秋尚未到来,天空已显得高远,午后的阳光从中关村挤挤挨挨的大厦间流泻下来,照着马路上匆匆来去的人与车。
一间无窗的办公室隔断尘嚣,王雷把记忆翻回到十年前,曾经的困厄与荣光立时在眼前铺陈开来。
“绝望,太绝望。”王雷说,“我跟着孙志刚家属去申诉,一家家跑过去,有的不让进,有的推脱,有的对孙志刚父亲大声呵斥。”
这个陕西大汉低头想了下,语音柔软而清晰:“孙志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山,每一次行走,都会看见。它提醒我记者的职责,让我对个体的权利与命运投入更多的关注。”
线索:
2003年,孙志刚27岁,在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师。3月17日晚上,在去网吧的路上,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3月18日被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同日又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死在救治站内。
那一年,王雷也是27岁,进《南方都市报》半年,跑热线,“忙得晕头转向”。此前,这个陕西师大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刚在云南媒体待了两年。
同事回忆,青年王雷留长发,蓄山羊胡,极瘦。
4月的一天,王雷从同事陈峰那里第一次听到孙志刚这个名字。
线索是陈峰在一个论坛的朋友给的,他要出差,就让我盯一下。
孙志刚家人告诉我,人是被打死的,但救治站的护理记录上写着,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光凭家属说法,稿子难以成立,我就建议他们去做尸检。然后我被派到吉林去做稿子。
吉林的采访快结束时,孙志刚父亲孙禄松打来电话,说尸检有结果了,“人是被打死的”。我记得,当时是在一辆行进的长途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
多亏尸检结果公正,不然这稿子很可能做不成。
收容制度恶贯满盈,广州收容救治站4个月死58人;报社领导决定做此稿,目标直指恶法。
王雷从吉林赶回广州,和陈峰一起找到分管副总编杨斌(现网易副总编)。杨斌说,做。
9月12日,前《南方都市报》的一位领导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认定这稿子值得做,就是“希望通过稿子,促成制度修改。”
孙志刚案件审判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唐建光得到的材料显示:
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在2002年10月死亡16人,11月死亡15人,12月死亡15人,2003年1月头20天死亡12人。
被收容人员张明君因参与殴打孙志刚获刑,他说,3月18日晚9时50分,孙志刚进来时,他刚被打过。
王雷真正感受到收容制度的可怕,是在投入采访后。那天,他和陈峰从收容站出来,看到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寻人启事,一层又一层,上面是一个个沉默的名字。顿时,“一股寒意从后背升起”。
王雷坦言,他和陈峰没有报社领导想那么远,关于收容遣送的负面报道当时已很多,他并不奢望能促成制度修改,更别说废除。
王雷混在孙志刚家属中,去黄村派出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广州收容人员救治中心——孙志刚最后待过的三个地方:去了黄村街派出所,警察让找分局;到了分局,一个女警察说,去找督查。于是去广州市公安局,门口有个信访室,里面一个年轻警察厉声呵斥,命令50多岁的孙志刚父亲“站好”。
去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不让进。
去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不让进。
这样的情况孙家人已遇到不知多少次。我记得,50多岁的孙禄松眼神呆滞、一脸愁容,走路要小儿子扶。孙志刚母亲整天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神情恍惚。我暗暗跟自己说,以后要多关注个体的权利,不管它以何种面目出现。
采访当天写好稿子、上版,用最冷静客观的标题,担心影响,编辑深夜拿着版子找领导定夺。
由于孙家请的律师已拿到孙志刚填写的《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等重要材料,采访只花了一两天。
4月24日,王雷陈峰采访完回报社已是晚上六七点,本想第二天再写稿,但杨斌让当晚写出来、上版——怕夜长梦多。
这个稿子不光关系到收容机构,还牵涉到公安和卫生系统,杨斌要估计到各种可能。
“晚上9点多,稿子写完,编辑陈志华上版。我、陈峰、陈志华、杨斌一起捧着版样看。有人提议定个煽情的标题,突出孙志刚大学生身份,但很快被我们否定。我们就是用最冷静的方式陈述事实。
现在回头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没用多少技巧,但它仍是个好稿子。冷静地把事情说明白,这不就是新闻稿追求的品质吗?
那天从报社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多,还没吃饭,我和陈峰在报社门口小摊上各要了一瓶啤酒,吃了碗河粉,相互开玩笑说明天报纸可能大卖……
9月12日,前《南方都市报》一位领导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考虑到可能的影响,4月24日深夜,编辑陈志华拿着版样来他家,请他最后定夺。他坚持发。
影响:
2003年4月25日,稿子见报,两个版打通。
一个夜晚并未使亢奋消退,王雷醒得很早,早上9点多就来到报社,接着他开始见识此稿的影响力:热线部同事说,接了约两千个电话——一早上两千个热线?!很多人来电说起被收容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广州一个老板,说他曾四次被收容。
网上更热闹,某大型门户网站,刷新一次页面,评论就多几千条。
审判终于到来。法院认定,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呼救,引起乔燕琴等护工不满,他指使被收容者李海婴等对孙进行殴打,致孙死亡。乔燕琴死刑。李海婴死缓。涉案的派出所警察、救治站护士等十人各被判刑。20人因违纪受到处分。可是,孙志刚去救治站前有无受伤?如没有,为何被送到救治站?这个疑问始终没解开。收容站有监控,但监控录像至今未公布。
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有人分析,这和该制度牵涉的利益链条相对简单有关。
2003年5月,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学者先后上书,要求启动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明确接受救助必须自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
王雷说,当年看到这新闻时,心想:“太牛逼了!”
9月12日,当年参与上书的一位学者告诉《钱江晚报》记者,上书一是为废恶法,二是为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第二个目的没达到,但当时还是很激动。
另一位上书的学者、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尽管没有百分百满意,但此事件已成为里程碑。
也有学者分析,收容遣送制度能被废除,和其牵涉的利益链相对简单有关,相比之下,劳教制度牵涉的利益链复杂得多,因此,至今未被废除。
十年来,王雷和孙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孙禄松说,曾有打工者到孙志刚坟上祭拜。他们说,以前在街上随时会被查暂住证,现在不怕了,得感谢孙志刚。
前阵子孙禄松来电话,说在城里买了房。小儿子孙志国开了个饭店,结了婚,娃娃已三四岁了。这个电话让王雷欣慰,可他忽然想到:假如孙志刚还在,孩子也该老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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