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反日抗议中暴力现象溯源(图)

反日抗议中的暴力现象（网络图片/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配图）

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活动在席卷了全国以后，现在有一点冷下来了，但是第一，这次活动它还没有完全结束；第二，这个活动本身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却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不是讨论钓鱼岛本身的问题，而是这次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所产生的问题。钓鱼岛本身，从道理上来说的话，那本来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应该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因为老百姓交了税养这政府，本来就是处理主权、领土完整，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政府来完成的，不应该让老百姓操心的。让老百姓操心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政府无能，另外一个就是政府虽然有能力却不做。

政治正确的“革命”暴力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活动当中一些暴力是怎么产生的。在世界各国的抗议游行当中，其实都很难免有暴力冲突。印象最深刻的是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期间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后演变成街头暴力冲突。但是如果和世界各国的抗议活动当中的暴力相比的话，中国这一次抗议的暴力是有一些和别人不同的特点，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因为我是经过文革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比较接近于文革时期的红色恐怖。从表面上看，各地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像西安砸的是日系车，殴打的是车主，当然这些车主都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青岛焚烧了松下工厂；长沙洗劫了平和堂；各地都有打砸日系企业和那些店名有日本嫌疑的中国企业。这些从表面上看都是一些暴力行为。同时，在这些活动当中也出现一些理性的声音，最被人称道的有那么几件：一个是在广州，有一名高中生举了一块牌子，这个很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写的是“反对暴力，理性爱国”；同样也是在广州，有个女孩把街头摔碎的花捧起来放回花坛里去；在西安，有一个青年举着一个纸牌，这个照片在网上也流传了，说“前方砸车，日系车调头”。

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些活动当中暴力打、砸、抢的当然都是极少数，而敢于公开呼吁理性的也是极少数，问题就在于参加的大多数人，就是那些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反对暴力的，还有那些没有参加游行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阻止那些明显的针对无辜的中国人，也许也针对无辜的日本人的暴行？为什么他们不站出来阻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第一，这种暴力行为是受到官方支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思想和长期的政策支持的。当然在很多时候、很多地区，这次都证明了暴力是由官方的人员有计划开始的，我们不考虑这部分，我们就说那些跟进的人。谁都知道在中国是没有自发组织的抗议游行的，两个没有被批准过的大规模活动，我们上次讨论过了，一个是89年的学生运动；还有一次是99年的法轮功上访。在此之外就是官方的唯一的例外，官方允许的抗议活动，只有在奥运期间在北京划定的两个示威抗议区。

但是在这个示威抗议区里面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官方批准的抗议，而那个抗议区也只是给外国人看的。所以所有参加抗议的人都知道，这一次的反日抗议活动是官方支持或官方组织的，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游行队伍，当第一起打砸行动出现的时候，无论这个行动是自发的，还是警方的便衣挑动的，警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作为，就是监视的警方。因为中国的任何一次抗议行动警方没有不监视的，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官方鼓励的抗议活动它也一直在监视。那么当警方不作为的时候，一些人立刻就明白，在这种时候如果要进行打砸还有抢劫的话，是一种“安全的犯罪”，就是说这种犯罪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实际上官方的说法也给出了一个暗示，就在9月1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评论，就说中国遭遇日本的挑衅，因此激起了人们无法抑制的愤怒，它也提醒人们不要采取不恰当的抗议方式。评论说的是什么呢？文明手法应该是公民的基本行为；《新华社》也说，中国人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做法感到愤怒，这是合理、自然的反应，同时告诫人们通过明智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感。如果是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看，人家看不出来，但是中国人熟悉中国官方语调的都会非常清楚，这是对已经发生或者是将要发生的暴力行为的鼓励，不是阻止。

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不是官方大规模组织的抗议集会，所以唯一可以比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23年前的89学生运动。学生运动整个两个月期间，当时是没有任何暴力打、砸、抢的和平示威。官方4．26的社论是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心情，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治，目的是要搅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这个社论就是说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这个说法和这一次对反日抗日示威游行当中的一些打、砸、抢的行为相比较的话，显然这次官方的用词表明的是鼓励的态度。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的话就从中共革命的早期，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对痞子运动的真心称赞，到建政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实行暴力的理论和实践，就使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场合下，民众当中即使有相当的多数不满意或者是反对暴力的行为，他也难以形成足以制止暴力行为的力量。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暴力行为、打砸抢的行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制止暴力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中共的字典上就是这么规定的，是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这是说暴力行为本身是官方支持的。

第二个就是在事关立场的这个大是大非上，在中共的字典上必须要用仇恨敌人的方式来表达对党的爱。中共统治63年就在中国人的心里面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念，就是对中共规定的敌人，他必须表现出极大的仇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一个立场问题。而在中国，立场问题是不容讨论的。你像在“土改”当中，有谁敢讲一句对地主要讲政策的话？在“反右”的时候，帮右派说一句话，自己马上就变成右派。

“文革”的时候案例就更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对地富份子的灭门屠杀；而广西就更严重了，它是把阶级敌人杀了，把尸体给分食了，分尸体吃来表达政治立场，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和对敌人的仇恨。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煽动仇恨来表达对党的爱的这种的方式，比较不成功的一次是89学生运动，那一次因为参与的人太多，尤其在北京，当镇压发生以后，被审查的对象或者是涉嫌参与有可能被审查的成了大多数，所以它事后的清算主要是由党进行的，没有形成所谓“群众专政”的暴力。

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的时候民众对政治运动、对政治迫害已经厌倦了，在早期没有被煽动起来，中共就策划了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用这种方式再次煽动疯狂的仇恨。所以至今在不少中国人的心里，法轮功依然是一个不敢去触动的禁区。这就是中共煽动仇恨的结果。

这个逻辑实际上可以对待任何时期中共给中国国民所规定的敌人，这个对内对外是一样的。对外，在最早期和苏联交朋友，后来跟苏联翻脸；开始是骂美国，后来又跟美国交朋友。这个翻来覆去，老百姓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就完全只能跟着中共翻来覆去的变。在这个时期就是日本。

中共的维稳的力量是深得此道的，所以才会在最近发生在北京围殴社会活动家胡佳，在围殴他的几十分钟之内就一直持续的辱骂他，就是在9月19日，就是918的第二天，北京的某个国保队长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大声谩骂胡佳，骂他“汉奸、卖国贼、日本人的走狗”。这就是最典型的中共的作法，它达到一箭数雕的作用。

第一，它妖魔化了胡佳，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比骂卖国贼更能引起部分中国人的同仇敌忾的了；第二是孤立他，就是即使是不相信这种妖魔化词语的人，他即使是同情的，这时候也不敢去公开支持他了，也不敢去公开接近他；第三，是为暴力殴打合理化、合法化，因为在中共的理和中共的法上就是对敌人做什么都不过分。中共的维稳力量其实是利用这一次扩大了它打击持不同意见者和维权人士，用这种新的罪名，作为敌人的罪名来打击对方。

作为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聚集的活动。1999年的法轮功上访我们就不说了，因为那是一个特定的修炼群体，所有的参与者他们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就是“真、善、忍”的原则，所以他们虽然是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但是当时他们的上访却不能够算作是社会各个阶层参与的活动。

有可比性的是89年的学生运动，其它的我们就不说了，就说北京的秩序，就在2个月的抗议活动当中，没有发生过一起打砸抢事件，唯一出现的一个小偷是从重庆小龙坎去的。这里至少有几点我们是可以做对比的，一个是整体的气氛，就是当时89民运面临的是中共可能的镇压，因此参加的人有同仇敌忾的悲壮，当时北京的小偷宣布罢偷就是一个明证。反日游行它是受当局鼓励对日进行发泄，所以潜在的罪犯就有理直气壮犯罪的理由。

再看参与者的素质。89民运的参与者都是忧国忧民之士，而站出来支持的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他都是冒着风险要想追求正义的，因此整体上来说，直接参与的人素质比较高，而形成的环境因素就使得即使想做坏事的人在这种气氛下他也不敢做了。而反日游行它在开始的时候，就有当局鼓励这种破坏的因素，因此就有这种潜在的犯罪分子抱着捞一票的心理来积极参加。事实上在很多日本店被打砸的过程当中被洗劫一空的首先就是珠宝和名表这些柜台。只要当局安插的便衣有了一个示范或者有一些煽动，就是他先开始打，或者他叫别人去打，一旦煽动起来以后，暴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这次的活动它具有暴乱的环境，一个大气氛。

为这件事情可以提供佐证的有两件事，第一个是著名的毛派人物韩德强，北航的教授，事情的经过大家都知道了。就9月18日他在反日游行当中，当时有一位80岁的老人对他们喊的所谓“毛主席，我们想念您”这个口号提出质疑，他上去就打了这个老人两个耳光。这是一种典型的懦夫行为，因为他敢于公开打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勇气，而是他知道他的恶行不会被当局惩罚。

另外一个就是反日游行期间，广东江门有一个犯罪团伙在9月14日到9月18日之间，5天之内做案78起，连撬了78辆车，大部分是日系车，而这些人被抓了以后公开宣称他们是爱国行为，因为他们砸的是日系车。这两个可以证明我们刚才的论证。

和文革的异同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过程的恐怖尽管时间很短，但它所造成的后果会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这种恐怖行为确实是可以跟“文革”相比的，“文革”只是时间长。就在这次抗议活动当中，它的很多表现跟“文革”是有一个比较的。

首先，它们都一样的就是自上而下，但是都以群众的名义进行的。“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而反日的抗议实际上是中共的领导层发动的。这个不要说是自发的抗议，说自发抗议的你拿出证据来。中共统治历史上哪一次允许自发的抗议没有被镇压的，没有被血腥镇压的？只是说鉴于中共的黑箱操作，现在无法证实具体是谁发动的，不像“文革”非常清楚，是毛泽东发动的。或者是集体发动的，每个人在做决定当中的作用，这个没办法证实；也没办法证实其中这个蓄意的暴力行为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还是某个集团在操作过程当中所夹带的私货。

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的活动当中的暴力行为和中共的整个体制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对立的。其次，它们都有中共理论和实践的正当性，“文革”是贯彻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反日游行当中，贯彻的是中共近年来保持它的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思想支柱，就是极端民族主义。

而“文革”和这次抗议的暴力行为，它还都体现了中共对敌人“肉体消灭”的政策。你像“文革”当中的靶子是阶级敌人；而反日游行当中的靶子是使用了日货的中国人，当然也有日本人，但是真正日本人受害的比例人数要远远低于中国人。这个靶子里面还包括了经营日货的中国的商家和日本的商家。它都有一个敌人。

“文革”是用对敌人的仇恨来表达对毛泽东和对党的爱和忠心；而这次游行当中的打砸抢是用对日本或者是与日本有关的人和物，比如说日系车和开日系车的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来表达他们所谓的爱国或者是爱党，其实更多的是向党争表现，而不是表达他的爱国行为。爱国本身是不需要仇恨的。

那么这个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呢，其实并不是十八大哪一派上台掌权，哪一派占多少席位，那个和中国民众没有多大的关系。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大家突然发现，只要给一个充足的理由，另一场“文革”立刻就可以发动起来，立刻就可以进行下去。

“文革”结束30多年以来，人们突然发现在思想上、在制度上、在教育上、在文化上，从来就没有对“文革”进行过清算。发动文革的土壤，三十多年来没有任何改变，一夜之间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所制造的恐怖，可以席卷全国，没有人是安全的，包括那些打手们，有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打手们，他们是最不安全的。现在各地的公安已经公布了不少游行期间打砸抢的所谓犯罪份子的照片，相信那些人不是策动挑动，或者是最先启动暴力的警方的便衣，而是随后跟进的人，就是说这些人是最先要作为替罪羊，把他踢出来的。因为如果官方想要证明这不是官方策划的一场暴乱的话，把这些人当中一部分人抓住以后，一定会从重判一批。判一批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中共统治教育下，从来就不缺这种暴徒，下一次它需要的时候，自然又有人会去当它的工具的。

中共自证无法治理国家

这次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了中共的面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规矩，叫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对外交人员的袭击，在近代历史上不多见的，义和团的时期有过，文革当中有过，这次在反日抗议当中，又出现了，而且还不止一次。

先是日本大使的车辆在路上被拦截，被拔旗，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如果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的话，那么后来对美国大使车辆的袭击就是精心策划的了，起码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疑点，这里有一小群人大概五十多个抗议者，离开了大队的抗议队伍，单独走到了美国大使馆，因为当时的队伍并不是去美国大使馆抗议的。姑且我们不管这个大队的抗议队伍是不是有游行的申请许可，是不是得到了批准，就讲这一群人离开了大队以后，警方并没有去阻挠他，也没有去干扰他，因此这群人能够顺利的走到美国大使馆，就是一个奇迹。

到了美国大使馆以后，又非常巧合的遇到了美国大使骆家辉的车，就说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走哪一条线，到什么地方去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除了在北京的某些人以外，都不是立刻就能找到美国大使馆，并且能够拦截到大使的车辆的，这种事情用巧合非常难解释，而现场的武警并没有对砸车和企图拔旗的人，实施扣押行动，而仅仅是将大使的车辆和所谓的抗议者隔离，并且护送走大使车辆。

这个做法和大使馆门前的长期的常规做法并不一样，因为在这之前有很多例子，就是有很多访民多次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在2005年有过一次高峰，今年在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和陈光诚出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以后，这个事情发生过多次，河北访民于汝法闯了美国大使馆以后，被武警抓走，移交给派出所，两天之后被送回家中，离奇死亡。大连的访民王春梅今年三十多次闯美国大使馆鸣冤，没有成功一次，每次都远远被抓起来了，送到派出所去。

类似闯美国大使馆去寻求公道的访民很多，没有一次成功的。也就是说大使馆外面长期保持着足够的警力，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为什么却没有能够防止这次就在大使馆门口对大使车辆的袭击。尽管目前美国和日本政府都没有对大使被袭击的事件大做文章，但是这种对外交使节的袭击，毫无疑问严重损害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形象，因为作为中国来说的话，国际社会的一员，它起码应该尊重国际外交协定，尊重国际外交惯例，要保护外交使团的安全的。

尤其是对美国大使馆车辆的袭击，只能认为是中共的某一个派系故意制造的麻烦，但是这样一来，它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不知道现在要和中共谁打交道，显然说中共自己内部失控了，能够让其中一个派系给中共统治集团本身制造麻烦。人们就会质疑，中国政府是不是还在中国国土上有效的实行政府的职责，高层的内斗是不是已经严重到了使政府失去某种功能的程度，连对外，对国际社会保持表面的一致都做不到了。

同时中共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受损的日本企业索赔的问题，因为日本方面已经提出了将对中国进行索赔，而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提到了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会按照法律来办的。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全球化和加入WTO，它的经济并不像毛泽东时期是一个自立更生，独立的经济体系。中共没有办法说回到闭关锁国的毛泽东的时代，就是我就不赔你怎么样，它做不到这点。

你不要看这些标语，说什么宁愿不长草了，什么处处坟啊，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招摇过市啊，如果说民族主义可以当饭吃的话，邓小平当时就不用改革开放了。民族主义长期当饭吃是不行的。如果说中共现在还没有打算对日宣战的话，对于反日示威当中，日本企业的破坏和损失，就要进行国家赔偿，如果日本政府提出来的话。这个不是没有先例的，2005年的反日示威，中国政府后来对受害者提供过每人数万日圆的赔偿，总计达到1千万日圆，这个数目虽然不大，但是它的意义非常重要。

而这一次损失要大得多，你像长沙的平和堂损失据估计在1亿到20亿日圆之间，不要说其它地方了，这还排除了香港、台湾企业被怀疑是日本企业所受到的损失，也没有把中国的企业包括日系车辆的销售商、日系车的车主，这些损失我们还没有把它算在之内，我们单讲纯粹日本财产。政府肯定不会说我们政府已经没有能力保护外国企业了，所以我们不能对这个损失负责任，因为如果那样子说的话，只会加速外资的撤离，而且这个外资的撤离就不仅仅是日资了。

赔款不管赔多少，最终都是中国人民来买单，赔了以后，民族主义牌就难打了，因为一赔，那些所有被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人马上就知道，喔，搞了半天，你还要赔人家。如果不赔的话呢，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输了，政权就更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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