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周恩来：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毛面对死亡向周恩来交权

一九七二年毛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我们从陈毅的追悼会回中南海以后，毛就生病了。八宝山殡仪馆室温很低，虽然用一大空汽油桶，装满烧红的煤块，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追悼过程中，毛一直站立著。到追悼会快结束的时，他的两腿已有些抖动，并且开始连续咳嗽。会后，出门上汽车，几次抬脚，都登不上车，最后由我在后面向上搬腿，才算是上了车。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回来以后，明显的肺部感染加重，而且有了低烧。我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拒绝了。只好口服抗生素。症状没有一丝好转，两腿两脚浮肿越来越重，肺部罗音满布，心律不齐增加。又建议他检查身体，再请医生会诊。毛不同意，而且说：“你是想推卸责任。”

口服抗生素服了五天，毛给停下来了。他说：“吃了不顶用。”

毛已经不能平卧，只能靠在沙发上入睡，而且有时迷迷糊糊，好像时醒时睡。

一月十八日近中午的时候，吴旭君叫我，说，毛的脉搏摸不清。我跑到毛的卧室，细测他的脉搏，已经到了每分钟一百四十跳上下。我立刻打电话给汪东兴和周恩来，并且说，毛不同意做必要的检查，可是毛的情况已经很危急，再有突然变化，就会措手不及。

周决定成立医疗组，任我为组长。从北京阜外医院调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和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和一些急救护士，暂时住在中南海门诊部。又让我向毛说明，让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洁及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胡旭东参加治疗工作。又请来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岳美中做必要的中医治疗。同时让我再劝毛做心电图检查。

我将周的建议向毛说了，开始毛不同意。后来我讲，现在治疗，可以很快恢复，再拖下去就不容易恢复了。他的浮肿已开始向上扩散。毛同意了做些简单检查，但只限定做心电图和体检。

病的诊断是很清楚的，是因为肺部的感染，引起心脏受到损害，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并且已经有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肺性脑病。脑部没有足够的氧气，所以迷迷糊糊，时睡时醒。心电图显示有阵发性心动过速。

毛说话还清楚，但是显得十分疲惫。过去，毛见到不大熟识的人，总要说几句笑话。这次可不同了。他急躁，不耐烦。中医岳美中给毛看了脉，然后按中医理论解释病情。毛没有等岳说完，说讲：“可以了，你们出去研究。”大家退出去以后，他又将我叫回去说：“我看，中医起不了什么作用，让他走吧。”

我想这很不好办，岳美中是有名的中医，当时已经近七十岁了，对这样一位老中医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和汪商量。汪让我将岳美中送到他那里，给他看看病，同时谈谈毛的病情。这样才使岳美中没有受到精神打击。

我与吴洁、胡旭东商量后，向毛提出要消炎（注射青梅素，即盘尼西林），强心（先肌肉注射，然后口服洋地黄地制剂）及利尿（服用利尿剂）。毛只同意前两项，他说：“不要搞得这么紧张。你们的办法都用完了，下一步就没有办法了。”

毛仍然不放心。他要我去问康生是用什么药治病的，毛想用同样的药。林彪事件后，当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之一的康生，突然陷入重度的精神忧郁症。他待在钓鱼台的房里，整天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语不发。康的情况和毛的病完全不同。

我找到康生的保健医生顾。他说，康生什么药都不信，只信抗生素。回来以后，将康生的只信抗生素告诉了毛，毛说：“你看嘛，不要用那么多种的药。”因此，洋地黄制剂只注射了一次，就停下来。

只用青梅素注射，当然解决不了心力衰竭的问题。验血报告显示毛缺氧度严重，远远低于正常水平，有生命危险。到一月二十一日，我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照这样拖不去，很危险，希望周恩来来游泳池，劝毛加强治疗。同时，我又说明，这么多年来，给毛治病，从来不告诉江青。毛一向同意不要向江青讲，免得她干扰治疗。周同意不向江青讲。

到晚上七点多钟，周恩来到了游泳池，可是江青也同时来了。当时我一怔。江青来了后，去上厕所。周恩来同我说：“主席病重，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主席的夫人，如果不告诉她，一旦主席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啊。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我在政治局里，不向她讲怎么行呢？”

我和吴、胡三个人，向他们二位讲明毛的病情，提出如不加强抓紧治疗，就会有危险了。周恩来问得很仔细，特别对治疗方法上提了不少问题。

江青心不在焉地说：“前几天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还不是很好吗？去年一年精神好得很。主席身体的底子好，不会有什么大的毛病。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周又解释，从林彪事件以后，毛的身体就不太好。周又提出要我陪他和江青一起到毛的卧室，由我说明需要加强治疗和治疗方法。

我第一个走进毛的卧室。毛穿了一件睡袍，前襟敞开，坐在单人沙发上，头靠在沙发上，开着眼楮，嘴半张开，胸部起伏不止，两臂、两腿伸直，似乎瘫在沙发上，两苍黄。

我走到毛的面前轻声说：“主席，周总理和江青来看你。”

我与周、江各搬了一把椅子，围坐在毛的沙发前。周转头看看门外。外面汪东兴、张耀词等人都在张望倾听，周把他们嘘走。

毛嗯了一声，大声咳呛，终于有了一口痰咳出来。毛的习惯是别人拿痰盂凑上去，吐在痰盂里。我用痰盂接上去。江青跟毛长年分居，不晓得毛用痰盂的习惯。江青哼了一声，用小毛巾去接。毛拿手猛力推开江青的手，然后向我送上去的痰盂吐出。

毛断断续续地说：“你们来，有什么事情，讲吧。”

周向江看看。江端坐在椅子上，不声不响。周说：“我们刚才在外面研究了主席的身体情况，想将研究的结果向主席汇报。”

毛说：“有什么好研究的，你们又不是医生，啥也不懂，还不是要听医生的。”

周望一望江青，江仍然一言不发。周接着说：“刚刚他们三位……”

毛说：“什么三位？”

周说：“就是李志绥、吴洁、胡旭东三位医生，向我和江青同志讲了主席的病情。”

周说：“主席受了凉，肺部有感染，拖的时间长了一点，心脏受了影响。还要增强治疗才行。”然后，周向我说：“你再给主席说说病的情况，和治疗办法。”

我答应了一声，还没有开口，毛对着我说：“你原来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弄得我一点也不想吃饭。现在又打什么针，打得屁股上又痒又痛。”

江青这时恶狠狠地说：“一九六八年李志绥用毒药害我，你当时讲‘为什么他只害你，不害我，害我不是比害你更容易吗’。现在你看，他害你了。这不是清楚得很嘛。”

毛嗽了一声，对我说：“这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我听了毛的这句话，胸口似乎缩了进去，立刻嘴里干得要裂开，气都透不出来了。

江青马上对我说：“你出去，不要再在我们这里搅鬼了。”

这时我倒坦然无所谓了，下一步无非是将我逮捕，定个谋害毛的罪名，然后处决罢了。我终于得以离开一组了，这就是结局。我慢慢向门口走去。我看周满脸苍白，两手微抖，全身僵住了。

我刚走到门口，毛嗯了一声，大声说：“不要走嘛，有话当面说嘛，有什么话要背着人讲哪。”他这话是以对着江青说的。

当时我真可以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我在场，在毛的面前，我可以申辩清楚。我看周的表情放松了。

我又坐下，说了句：“目前心脏力量不足，血液回流不好，身上有浮肿，内脏包括胃和肠都会缺少氧气和水肿，食欲自然不好。也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打针的地方，吸收药慢一些，是会有些痒痛的感觉。”

毛好像并没有听我讲话，只是摇著头，右手拍著沙发的靠手说：“江青，你送的药给我吃。我吃了以后要吐，你的药也不好嘛。”吃荷梗煮水是康生建议的。

毛说完以后，我侧眼看江青，她全脸发青，一副煞气，掏出一方手帕，擦著额头，呼吸急促起来。

毛将头完全靠在沙发上，说：“我看你们两个人给我吃的药，都没有起好作用。”然后对着我说：“所有的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说药的事，就给我滚。”

我放开了心，立刻又缩在一起。毛生病了，不吃药，会有生命危险。他一定得赶快好起来。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著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我随着周、江走出毛的卧室，穿过毛的书房兼会客室厅，走到护士值班室外面的小休息室。汪东兴、张耀词一帮人都在。

江青将帽子往地下狠力一扔说：“这是个特务集团。我要查清楚。”然后对周恩来说：“到怀仁堂，马下召集政治局会议。”说完，气势汹汹地走了。

周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马上通知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立刻在怀仁堂开会。”

为时是晚上九点多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