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打赌 一阵喧嚣后 莫言获奖
一番打赌，一阵喧嚣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瓜熟蒂落，落到中国作家莫言头上。十月，因为莫言，中国人感觉诺贝尔文学奖变得如此亲切，格外温柔。网路上洋溢着满满的笑脸、祝贺，各种版本的戏说和调侃，让网友们奢侈地过了一把文学狂欢节。看过和未看过莫言作品的人，都油然而生一种激动。认识和不认识莫言的人，都开始晒签名和合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从没像今天这样令人仰望，引发轰动。庙堂和江湖，第一次对中国人获诺奖，齐竖大拇指。
出孔子的地方，儒家思想的诞生地，出了第一个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而今加上一莫言，给“好客山东欢迎你”的口号添上现代人文魅力。莫言的山东高密老家，那长满红高粱的齐鲁小城，前往采访的各路记者，踏破门槛，比街上行人还要多。隐居乡村写作的莫言，得知获奖后的第一反应：狂喜并惶恐。面对央视白岩松的电视采访，却唱起了“无所谓”。在中国，公众人物都习惯了冠冕堂皇的客套话。
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头把交椅，不知会否因为莫言获诺奖，而重新排序。之前，鲁迅当了很长时间的旗手。也许，本无所谓头把交椅，自古文无第一。文学是负责记录一个国家民族之心灵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任何文学奖项，无论来自国际还是国内，都值得尊重，但也都只是一份带有局限性的评价。对文学家的最高褒奖，最终来自于他所在国家的国民中经年累月积累的口碑。莫言获奖的积极意义很多，而中国当代文学缺少现实主义力作的遗憾，仍客观存在着。诺贝尔文学奖有很强的西方汉学家的趣味和价值：有些趣味是西方独有的（如喜欢乡土），其他中国作家大可释怀；但有些价值和特质却是文学共有的，如展现深刻与批判及表现苦难和忧思。当代中国文学在这方面似乎还相当缺位。或许，未来中国会有更优秀的作家、更伟大的作品问世。
莫言获诺奖，不管收获的是鲜花和掌声，还是唾沫和睥睨，都不妨碍莫言成功矗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象征着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关注。瑞典文学院颁奖词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以自己的卓越作品，征服了瑞典文学院和西方读者。获奖的是他的文学作品，而非其他。
在我看来，莫言获奖在中国的意义，更在文学之外。
其一，莫言获奖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中国心态的纠结。
作为对人类杰出贡献的公认尺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诺贝尔奖，一直触及中国人的痛与痒，折射中国人对诺奖复杂的情结与纠结。科技类诺奖，曾经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人，似乎一直有自知之明，从未想入非非。而诺贝尔文学奖，浸润唐诗宋词的中国人，总期盼中国作家金榜题名，每年都会热炒几个热门作家和诗人，猛吃一回酸葡萄。诺贝尔奖桂冠的葡萄枝，似乎一直挂在中国文坛窗外。
让中国官方纠结的是，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算上莫言，共有12位华人获奖。可是，科技类获奖的，都是外籍华人。获某些奖的中国人，官方不喜欢、不让提。文学奖已出过一个华人，也是官方不喜欢、不愿提的。十二年前，华裔作家高行健以中文作品《灵山》获诺奖。外交部很纠结，声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很生气，发表评论《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痛斥“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中国作协更是嗤之以鼻：“诺贝尔文学奖十几年前就失去权威性了，被用于政治目的。”
莫言获奖，官方变得不纠结，不生气，上了新闻联播，滚动播发。相信中国作协心花怒放，一定会喜不自禁地盛赞：“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最好体现，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一大成就，也是我国文化战线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最好礼物”。
但这回轮到普罗大众纠结。一方面纠结，这是一个中国文人百年之梦，人们都期待一个中国作家获奖，莫言获奖，名至实归，但在拓展话语空间和争取公民权利方面，莫言似乎做的太少，有悖于一个作家的良知。而参与抄写连自己都反思批判的政治领袖的讲话，以此为荣，缺失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人格，不能不说是一个诺奖作家的操守瑕疵。服务于权力的文化不会真正繁荣，献媚于当权者的作家不会崇高伟大。另一方面纠结，同是中文作品获得诺奖，高行健和莫言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十二年前飞向瑞典文学院的唾沫，干了没？更让我们藉此反思，当代文学都能获诺奖，中国自然科学为什么从未获奖？
诺奖在中国的情结，是民族自尊和国家软实力的情结。诺奖在中国的纠结，是进步与僵化的纠结，是普世价值与专制遗毒的纠结，是思想不能自由、心情不能舒畅、创造力不能蓬勃的纠结。归根到底，都归在政治文明这个结。
其二、莫言获奖是一把尺子，丈量了中西文明的距离。
中国与西方文明有多远？一言难尽。一个中国，五个影子，分别是经济中国、体育中国、文化中国、军事中国和政治中国。不同影子的中国，与世界距离不一样。
若论“经济中国”，中国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傲视群雄，成了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眼里的香饽饽。若论“体育中国”，成功举办了世界赞叹、精彩绝伦的北京奥运会，在举国体制的给力下，中国当之无愧成了奥运金牌大国。若论“军事中国”，中国早进入世界核俱乐部，太空科技和先进常规武器日新月异，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三，亮出的肌肉已让世界任何军事强国不敢轻举妄动。
若论“文化中国”，老祖宗留下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底子，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孔子、易经、瓷器、茶叶、中医药以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白酒对国外的输出，就像今天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经济模式、文化观念的输出一样，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尊重和学习。中国电影、摄影、舞蹈、建筑艺术、民俗文化等屡屡在国际获奖，显示“文化中国”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下，奋发努力，正在焕发光彩。而莫言获奖，再次证明，当代中文写作在世界文坛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作家走向了世界，中国作家和读者从此不再自卑、猥琐、犯酸。虽然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战略，必须要有文化自由的空间，才能飞得更高、更远，但互联时代的世界一体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觉醒，将持续催生文化繁荣。
而论“政治中国”，早跻身联合国五大常，如今已是各国刮目相看的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老朋友犹如珍稀动物，越来越少。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由此导致的官民矛盾越来越多，益发尖锐，突发事件此起彼伏。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依然常常践踏在法律之上。公民人权依然未能充分保障，权力对思想文化、言论自由的管制，依然不放松。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差距在哪里？公民素养固然亟待提升，但政治文明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短板。莫言获奖，获奖“莫言”。一个维稳有余、自由不足的国度，给莫言获奖留下一个“莫言”的特色注解，令人啼笑皆非。曾有党内学者说：迟迟未政改缘于理论准备不足，不是惧怕民主。请问，莫言获奖是朝野乐见的好事，为什么也惧怕评论，不展现从容大度呢？当今世界，哪个国家对国人获诺奖，如此惊慌失措，把紧风声的？
莫言获奖，“文化中国”已然站立；获奖“莫言”，“政治中国”仍在匍匐。中国政改的关键，不是执政党的理论准备，而是道义准备，是使命、责任和自我超越的勇气。
其三、莫言获奖是一支曲子，拨弄了中国大众的娱乐。
互联网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阐释年代”结束了，“娱乐时代”翩翩而至。解构中国进入泛娱乐时代，红尘路上没有不吃荤的猫。资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社会价值导向，而是取决于是否新奇有趣。新闻、政治、体育、商业、演讲、教学活动，甚至不幸事件……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娱乐”。长期浸淫于娱乐的环境中，人们学会了感官享受，看过即忘，心不在焉，没必要当真，但也遗忘了思考、理性、责任甚至起码的同情。
中国当代文学，在大众心中，早已不复有上世纪的神圣光环。莫言摘了诺奖的桃子，大众有同喜同贺的，也有说风凉话和尖刻话的，在网路，网友开始消费莫言获奖的话题，娱乐到底。一些知名知识份子和网路名人，甚至设想了许多富有国情的“魔幻现实主义”剧情，引来数万哄客，纷纷转载。比如，高密市政府会奖励莫言一套300平方大房子；莫言小时候的幼稚园，宣布教会他写第一个汉字；莫言的接生医院，将拍卖莫言的婴儿脚印；罗玉凤会宣布爱上了莫言；韩国会宣布莫言有韩国血统；方舟子会声称找到了莫言的代笔铁证；朱军会约莫言做一期痛哭流涕的《艺术人生》；房地产开发商准备在莫言的故乡高密，打造一个诺贝尔文学城；北师大宣布超过北大，成为中国最牛大学，因为培养了两名诺奖获得者。更有创意的设想是，再生资源公司陈游标将他的概念型产品“好人空气”，在媒体面前一言不发的释放，做一次“莫言”的行为艺术。更有名人戏说“莫言是当代媒体标题党之父”，因为他的《丰乳肥臀》，一点也不丰乳，也不肥臀，和色情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对莫言获奖的娱乐解构，比文学思考多得多。我们在感叹当今“什么都可以寻开心”、“什么都可以恶搞”、“什么都敢娱乐”、“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的时候，在批评媒体对利润的追求犹如苍蝇逐臭之恶时，在埋怨普通民众的品位如此“不堪”时，可曾意识到知识份子精英群体的失语？某些文化名人，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粉丝，甚至常常故作话题噱头，拿肉麻当有趣。从古自今，优秀知识份子既承担着传道教化的重任，更有引导社会人文精神趋向真善美的义务，在现代社会，更应有社会正义守望者的担当。一个由优秀知识份子话语主导的舆论场，才能远离媚俗，抱持底线。
毋庸置疑，娱乐是人权。中国进入‘娱乐时代’，人们抛弃假大空的精神面具，瓦解了不合乎人情的思想桎梏，在各种话题的调笑、戏说、胡侃中，人们压抑的情绪得以转移，精神压力到缓解，开始回归到轻松的自我和本真。娱乐被赋予创造力的源泉、精神独立和重拾人性价值的魔力。的确，对于一个曾经忽视个体的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娱乐的潮涌对冲破藩篱是有极大进步意义的。但是，娱乐消解了一系列由社会制度和生活压力形成的窘迫，但“娱乐时代”本身对个体的发展乃至存在又何尝不是一种严重的压迫？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们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警醒，有些危言耸听，但细想，并不是全无道理。在资讯化时代里，我们关注什么？我们传播什么？我们娱乐什么？在娱人娱己的舆论场，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制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才能让我们的身心真正得到愉悦？
其四、莫言获奖是一具梯子，抬高了中国崛起的自信。
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有驱不散的焦灼症。这种焦灼症，其实是一种国民自卑心理的折射。何谓自卑？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
中国人的大国情怀早在鸦片战争后，就被大打折扣了。20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干脆提出“汉字不废，中国必亡”，建议全盘西化。被誉为“先知”的文化巨擎尚且如此，何况平民？而日本大规模侵华，更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打上耻辱的烙印。沉重的自卑心理，在国人心头压了百年，“卑入骨髓”，近乎自贱。
同样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衣裳，贴上外国商标，立马身价百倍。中国品牌非要注册个英文商标，狐假虎威。坐在星巴克喝咖啡，自我感觉顿时良好，投向窗外的眼光，都透出莫名的优越感。老外用的东西就是好、老外用的药就是神效。品牌自卑无处不在。各国旅游城市的奢侈品免税商店，被中国游客挤爆。女士拎国外名包，男士戴国外名表，成为世俗社会的成功标签。
在文化领域，自卑气息四处弥漫。偶然“获赏”的一个小奖项，便引为“中国人的骄傲”并疯狂炒作，把自卑暴露得更彻底。只有懂洋文化、满口洋名词、偶尔夹杂几句英文的中国人，才算“有品位、有层次、有素质”。文化自闭固然是错，但文化自残更是可怕和悲哀，把老祖宗的文化精华弃之如履，而独崇西方文化，无异于自毁。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仿佛只有经过洋教主的加冕，才发亮。奥运金牌，成了稀释民族自卑的兴奋剂。教育亦是如此，“留学”光环背后，藏着国人深重的自卑心理，一听说“我刚从国外学习回来”时，不管有否真才实学，眼神瞬间发出尊敬、膜拜的光芒。
中国人的自卑，并不都是因为现实不如意，一方面是因为无法从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中走出来，这种自卑更多是一种集体心理惯性；一方面是在近现代史上，生产力和创造力落后，对本民族的文明不自信；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政治对人权的压抑，造成个体生命空间的逼仄，导致心态的焦虑和人格的畏缩。中国人自卑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主要体现在，原本正常的事情被赋予了对外证明的色彩。体育明星被绑上爱国主义的大篷车。不喜欢姚明就是不爱国。李娜一会被捧为“民族英雄”，一会被贬为“缺乏教养”。所有荣誉，都能与政治挂鈎。中国自卑，喜欢事事不计成本地证明自己，奥运会、世博会无不如此。一直焦虑诺贝尔文学奖，不也这样吗？
文化自卑让欧美影剧流行，却也逼著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在世界上渐有了声音，显出了特色；教育自卑让“留学”大军疯狂增加，却也逼着国内教育体制深度改革；经济自卑让“洋品牌”做大，但也逼出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不知中国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在国内引发民怨，在世界上广受诟病，能否逼出民主宪政的一片新天？
世界本没有墙。也许阻隔我们与世界自由交往的，是心墙。莫言获奖，证明了瑞典文学院客观独立，没有戴有色眼镜，更没有一贯敌视中国，没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莫言与高行健一样，他们的作品获奖，是因为关注了人本身，而不是把文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
诚如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政治不能超越人性，这是“以人为本”最本质的解读。中国做到了，做好了，就真正崛起了，从容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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