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镀金时代？

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然而，有心的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夺目的镀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进，不仅傲视老牌发达国家，更傲视同样为人艳羡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谓风头十足。及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不仅如此，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以远远超过GDP增速的速度跳跃式增长，国库充盈不在话下。对于那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如果财富增长仅仅体现在政府及国家层面，恐怕还很难称得上真正的镀金时代。显然，中国的镀金时代有比上述数据远为丰满的景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公司由小到大。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市值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曾经言之凿凿声称：不经过经典的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通通死亡。然而，那些昔日曾经令中国领导人绞尽脑汁，在新闻媒体中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老树新花，不仅生机盎然，而且急速扩张。最令那些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完成这种变身的。在镀金时代，中国不仅迅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企业。在其他行业里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同样也让老牌跨国巨头瞠乎其后。

与公司财富的急剧膨胀相对应，中国的居民财富也以大爆炸的形式飞速增长。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这个财富榜的富翁人数以及拥有财富数量的变化，你可以最直观地目睹中国财富大爆炸令人眩晕的活剧。在1999年，进入中国百富榜的门槛，不过区区5000万人民币，而到2010年，这个门槛已经达到近100亿人民币。在富豪人数上，2010年中国10亿元富豪的人数更达到1300多名。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中国只有短短十年，甚至短短几年。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中国前面十年的财富积累及膨胀速度，商业史上罕有其匹。显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镀金时代。当然，中国的财富增长并不仅仅局限在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在普通居民层面，拜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金融深化之赐，中国的一般城市人口也切身体会了这种财富的快速增长。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但节节攀升的名义财富总是会让人产生离富翁越来越近的幻觉。

然而，财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镀金时代的一个面向，更为重要的面向是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嬗变。在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不仅是人人趋之若鹜的目标，更是唯一的价值所在。这可能才是中国镀金时代最为本质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画这种时代精神的案例来自中国一位教授。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其精神之卑琐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公然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标准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出来，甚至多少有些自视高明。如果不是这位教授太愚蠢的话，就只能说明这种极端的价值观已经蔚为民族之风尚。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国财富在全球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从一个刚刚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猛然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变成了西方国债的最慷慨的金主。一位前不久到过中国，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先进程度以及酒店豪华程度的美国人大为疑惑：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才是发展中国家？于是，那个一直被视为古怪的意识形态异类的中国，转眼间变成了独家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发明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我们这个令人血脉喷张，荣耀加身的镀金时代？

1990年代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内部制度变革。择其要者，大致有所谓宏观体制层面的分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国有银行救助及改制、以抓大放小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箱私有化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要素方面，中国完成了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主要方式的房地产改革。所有这些制度变革，集中在经济上的结果，就是大量成本（通过政府之手）从企业与政府的损益表中被转移出来，如此，中国境内的大量企业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赢得了一种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低成本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方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它包括低环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低资金成本（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机制），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政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就已经为这个镀金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内部制度准备。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这种低成本优势就只是潜在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很快就到来了。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这一扩张，以新兴的巨型国家“金砖四国”全面、深刻的卷入全球体系为标志。于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低成本优势就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被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它带来的一个金融后果，就是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的迅速重估。很清楚，内部的制度变革以及外部的全球体系扩张， 正是中国进入镀金时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推手。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卷入早已经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国的迁移而逐渐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则已经浑然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的镀金时代的起点界定在2002年的原因。

诚如人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财富爆炸只是中国镀金时代前最为耀眼的那一部分，在它的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社会一幅灰暗的图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中国的超低成本优势乃是国家通过其行政权力将成本从企业及政府那里转移出来而一手塑造的。然而，成本不会自动消失，它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社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进入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福利损益之中。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在巨富不断冒升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新的国营寡头重新崛起的背后，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及家庭部门的福利损失；所以，在银行巨头攫取垄断暴利的背后，是被迫忍受负利率的储蓄者的财富缩水；在土地产业飞黄腾达的背后，是中国农民遭受的悲惨剥夺。同样的原因，在甩掉了教育、医疗等义务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变得无比亮眼的背后，是广大居民越来越深重的财务负担；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是无法忍受的环境质量及败坏之极的食品安全。从这一组组几乎互为因果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镀金时代的真正底蕴。一句话，中国的镀金时代，是以中国社会的崩溃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引入“竟次”一词来解释中国经济。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及社会运行的文明底线不断向下推移。显然，中国经济发展成本不断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正是这种竟次模式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经济现象之上，则是经济学家口中念念有词，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所谓各种失衡。实际上，任何所谓经济现象都是有其社会及政治起源的。基于此，我曾经断言：看得见的经济牛市有多大，看不见的社会崩裂就有多深。不幸的是，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崩裂始终没有被“看见”。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如果社会遭到破坏，国家及企业又何以为生？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但谁也料到，裂变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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