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朕即国家”君主专制逻辑

开篇话“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句话颇有威胁受压迫者、纵容政治强盗的意味。它宣扬一种错误的史观——人物的历史地位不在于其作为，而在于其是否控制了话语权。控制了话语权，生花之笔可掩生蛆之疮。

有民主宪政意识的人在历史的面前是谦卑的。有神论者看到历史背后有上帝的严厉目光在注视；无神论者听到人类的良心在搏动——天理不可违，人心不可欺，历史不可垄断。

只要是经历过的人，都有书写该段历史的同等权利；凡是人类，都有评说历史人物功罪的同等权利——这是不需证明的天道人理。

失败者——包括曾信奉“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失败者。发觉他们自己也有敍述历史的冲动。他们的呻吟声是微弱的，还常被胜利者的高声嘲笑所淹没。但是只要失败者所言不虚，这微弱的呻吟声会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在历史长卷上占据一页。

篡改了的历史故事是毒药，拒绝服毒是人的本能，揭露泡制毒药的罪行是保护人群的正义责任。

用谎言的水泥浇注自己的功德碑，是专制者一项近于病态的嗜好。而自然法则又是无情地鄙夷专制者这种浅薄的恶癖。谎言经不起自然风化，他们精心设计的功德碑总是坍塌于基座的致命裂隙。

一、极力张扬的和极力掩盖的

1936年春，宋庆龄接到中共中央托人转交的一封电报。希望她推荐一位西方记者到陕北访问，报导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的立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围剿。

宋庆龄马上想起刚拜访过她的美国记者爱德格斯诺。

宋庆龄初次会晤斯诺是在1931年9月。当时斯诺要撰写宋庆龄传记，两人在上海进行了多次长谈。斯诺为宋庆龄的风采人格所折服。他“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斯诺写道：“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的人口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在后来出版的书《活着的中国》的扉页上，斯诺印上了“献给S.C.L.（宋庆龄）”以示尊敬。

斯诺带着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推荐信。从西安秘密进入陕北苏区。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安部前身）局长邓发亲自接应，苏维埃国家外交部官员付锦魁一路陪同，旅程经过精心安排。斯诺顺利地访问了从毛泽东到普通百姓的众多人物。

人人似乎都在为苏维埃争光。连留宿的农家老大娘也觉悟高高，一定要杀一只鸡款待斯诺，为的是“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在访问临结束时，一位满脸稚气的红小鬼——中央首长的通信员，很规矩地向斯诺行了军礼，然后报告说，他的姓名叫“季邦”——不是“鸡巴”。斯诺同志写文章时一定不要搞错了。同志们开玩笑乱叫一气他没办法，这事要误传到外国去，那里的人们听说有一个红军战士叫“鸡巴”，那影响就不好了。

《西行漫记》引起世界轰动，朱毛“赤匪”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于西方媒体。赤匪们不是一味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绿林大盗，而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社会改造者，苏区是希望之地——中共在这场争夺舆论的宣传战中获得巨大成功，斯诺更是以独家报导匪区而声名大噪。

六年以后，彼得弗拉基米诺夫也到陕北。这一次不是出于中共的邀请——相反中共反而有些不大情愿——这位苏联人是受第三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的派遣，调查评估中共的抗日活动的。

弗拉基米诺夫目睹了中共利用日本全面侵华的国难乘机崛起的过程，见识了毛泽东攫取政权的手段。他凭借做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敏，挖掘了中共高层的内幕，其中有不少的黑暗和罪恶。

《延安日记》同样引起了轰动。弗拉基米诺夫暴露了中共最不想为人所知的丑陋一面。

斯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是北京最尊贵的客人。然而对于弗拉基米诺夫中共还没有公开评价的勇气。我们不知道弗拉基米诺夫算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只看到《延安日记》在网络上被无情删除。偶尔读到对弗拉基米诺夫的攻讦文字，可以看到“反华小丑”、“被苏联利用的反华工具”等言词。可以想像，中共被踢到“裆中央”隐私处之后，疼痛地咧著嘴，又不敢叫出声，恼羞成怒的窝囊相。

读过《西行漫记》，会理解共产主义蛹虫为什么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羽化升天；读过《延安日记》你会认识西方共产主义乌托邦和中国君主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本质上是狡诈的、残暴的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最终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祸害。

二、天上飞来是非鸟

1942年5月7日，由远端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图波洛夫TB3从苏联的阿拉木图出发。经由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兰州、哈密飞往延安。飞机上载着援助延安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无线电台的零件，一部供电台动力的发电机和足够发电机运行两三年的燃油。由于超载，飞机爬高受到限制。到达延安之前，TB3被困在低层浓雾中，几次与山峰相距不足百米，险象环生。5月11日，飞机终于在延安安全着陆。弗拉基米诺夫步出机舱，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彼得 巴菲诺维奇 弗拉基米诺夫出身贫寒。他曾经做过机械装配工，参加过红军。复员后进入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学习，学习成绩优异。他毕业后成为塔斯社驻中国军事记者。这一次再赴中国负有两项任命：塔斯社军事记者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的任务是：搜集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情报；评估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军事行动；促使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展开有力打击，阻止日本在东方开辟入侵苏联的第二战场，防止德、日两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之势。

弗拉基米诺夫拥有一项特别权力让中共侧目而视，这个第三国际联络员还有权提出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建议。向苏联要枪要炮，要钱要物，都绕不过这位联络员同志。弗拉基米诺夫角色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以致毛泽东和康生亲自到机场迎接。

机警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很快发觉情报部门头子康生向他提供假情报。

弗拉基米诺夫从心底讨厌康生。那倒不在于康生的热烈的虚伪拥抱、丝丝沙哑的声音和讲起俄语来不正确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主要是康生的作为令人厌恶。此时毛泽东正发动延安整风，打击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国际派”。康生在莫斯科期间追随王明，每次王明讲演，康生都跳起来拼命鼓掌，还欢呼“王明万岁！”但是在他看到毛泽东与王明决裂的征兆，马上弃弱投强，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打手。他主持中央社会部和情报处，实施“抢救运动”。通过严刑逼供，拘禁枪毙，把大批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制造了延安的恐怖气氛。人们在惊惧中向党输诚、向毛泽东献忠以求自保，格外增加了整风效果。

弗拉基米诺夫还认为情报处策划了毒害王明的阴谋；康生促成毛泽东和江青联姻是为了结成毛、江、康三角联盟，意图在党内有个稳固靠山。康生趋炎附势，虚伪冷酷。弗拉基米诺夫认定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相信中共党员们总有一天会识破他。

弗拉基米诺夫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反共产国际的农民领袖，一个正在兴起的独裁者。为了攫取权力，不在乎国家民族利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受道德约束。毛泽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蒋重于抗日，处心积虑要以日军制蒋和以蒋军耗日。他不在乎国民政府被日本灭亡，反而设想国民政府灭亡后共产党依然生存的前景。

另一方面。毛泽东有求于苏联和第三国际，不得不把弗拉基米诺夫奉为座上宾。毛泽东经常请弗拉基米诺夫到家中做客。几乎每一两个星期都有长夜敍谈。弗拉基米诺夫逐渐能应付毛泽东口音浓重的湘潭话，在这种场合，不需要翻译在场。

毛泽东希望能把共产国际联络员拉到自己一边来。这位苏联情报专家也就扮作理解或者正在理解毛泽东主义的姿态。这让毛氏觉得更应该多做这位国际同志的工作。

弗拉基米诺夫经常出入毛泽东警戒严密的居所，他是延安唯一一个能直接上前敲门而不被卫兵阻拦的人。这令其他的高级干部也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不动声色，在中共军内党内广交朋友，遍结善缘。突破了康生布置的障碍，掌握了不少中共内部情况。

这让人想起一路神仙——中国民间信奉的灶王爷。人们对于灶王爷表面保持着恭敬，心里存在着耍弄。每逢腊月二十三，人们供奉芝麻麦芽糖，这又粘又甜的麦芽糖粘住了灶王爷的嘴，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张不开口，难说人间是非，以求“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弗拉基米诺夫是比灶王爷要狡黠的神仙，他贪吃毛泽东供奉的芝麻麦芽糖，不开口说是非，却用私人日记把中共的种种劣行劣状记录下来，他在笔记中严厉批评毛泽东权欲薰心，背弃马列主义。他私下给康生取了个绰号；FALLMINISTER——专职宣判犯人死刑的官吏，有“酷吏”的意思。以后的日记中，直呼“FALLMINISTER”代替康生名字。

有几次毛泽东不用自己的直属电台，而要求用苏联情报组直通史达林的电台转发他的电文。还有一次是给毛岸英的家信。毛泽东的用意狡猾。委婉地向史达林暗示中共与苏联驻延安代表合作得很好，无形中提高了他汇报材料的可信度。弗拉基米诺夫欣然答应毛泽东的要求，但在电文末尾悄悄加以批注：“以上数字是毛泽东为一批外国记者而准备的，从带有倾向性的材料中摘取的。”甚至在毛泽东向史达林、季米特洛夫的高声歌颂的电文后面。弗拉基米诺夫也加以批注，指出毛泽东对苏联心怀异志，却不吝献媚之词。

弗拉基米诺夫在私生活上还算是严谨的。毛泽东关心他：“看上了哪个姑娘没有？”随后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出现在他的窑洞为他打扫房间叠被铺床。弗拉基米诺夫以对妻儿的忠诚拒绝了诱惑。当然，这也不排除他的职业警惕性在起作用。在这之前，就有一位漂亮女教师接近苏联小组“学习俄语”。实际是康生安插监视苏联人的眼线。让苏联小组吃了些哑巴亏。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用俄语说应该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白面包”。弗拉基米诺夫深谙其中奥妙，这位贪吃毛泽东麦芽糖的灶王爷，不敢擅自动用毛泽东摆在盘子里的白面包。

1973年，弗拉基米诺夫的儿子整理老爸的生前日记，编汇成俄文版的《中国特区1942—1945》。1975年，改名《延安日记》用英文发行。这本日记引起世界轰动。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读后大跌眼镜，他说：“孙平（弗拉基米诺夫的中国名字），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

师哲的义愤本应该这样发泄：“毛泽东，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做出那样的行径？那样的行径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良心的人才做得出。”

毛泽东做都做过的事了，孙平为什么说都不能说？

天下咄咄怪事：做过卑鄙行径的人依旧奉为伟大领袖，揭露这种卑鄙行径的人反而成了没良心、两面派？！可见在专制阴影下，滋生的奴隶主义毒素已经侵蚀了师哲的大脑，令他失去正常逻辑思维能力。师哲的脑筋大大地“破锣哈、破锣哈”（Плохой）了。

不过人们得承认，孙平的两面派耍得比毛泽东的两面派更深沉一些。在弗氏和毛氏假做亲密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弗氏装憨作痴，玩弄了毛泽东。

弗拉基米诺夫只欠给历史一个回答：他既然能把新兴的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本质看得如此清楚，为什么不能看穿早已成熟的大独裁者史达林呢？

不管弗拉基米诺夫是一位史达林分子也好，还是带有一定民主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也好，重要的是他以目击者身份对延安发生的事做了详尽记录。事实是历史的骨骼。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人们会淡忘，人们对他记录的延安发生的事会兴趣长存。

三、抗日运动中的阴谋和危机

弗拉基米诺夫发觉无论苏联小组走到哪里，康生所辖情报处的人总是先一步到达。苏联人要调查的问题，早有预先指定了的人答复。有时候旁人插嘴，一边的便衣会用眼色示意制止。偶尔有路人靠近答话，也会被便衣不客气地赶走。

弗拉基米诺夫把苏联情报小组分散到前线各个部队中去，实地考察战场。组员向他汇报的情况令人难以相信：前线部队早已经撤退到安全地带，脱离和日军接触，八路军指挥部里的人在打扑克，这种情况已经持续经年。

在一个镇子上，驻扎的日军明显地处于弱势，八路军部队依旧绕过他们。前线的指挥说，上级有命令，不要惹他们，你消灭他们几个，他们会来一大队报复。

弗拉基米诺夫了解到，自从百团大战（按：不是大战，是小战）之后，日寇展开疯狂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抗日组织遭到很大损失。八路军被追逐得四处逃窜，处境困难，而一度被破坏的铁路很快恢复运行，被拔除的碉堡重新建起。共产党内部有人认为百团大战把日军力量吸引到抗日根据地，替国民党解围，战略上是错误的。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八路军从此对日军采用游击战术，实则游而不击，尽量避免交火，保存实力。这成为共产党1941年后的抗日方针。

早在1937年7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对高层干部作了有关抗日策略的讲话，这个讲话至今没有公开发表，称为被删除了的毛泽东语录。

毛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还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毛泽东做讲话时，他还不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王明、博古、洛甫、周恩来都还有相当权力，毛泽东的话人们未必全听。彭德怀等不少人更倾向于追随王明。随着权力不断向毛泽东集中，毛泽东的抗战策略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按照他制定的抗日策略，对于国民党势力，八路军、新四军就要动真格的，中共军队伺机采取主动进攻。日军把国民党赶出去的地区，共产党军队会乘机取而代之。如果日军还没有把国民党势力清除干净，共产党就代为消灭之——称为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击顽固派。也有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公开向国民地方政府讨要一块抗日地盘。当地驻军不答应，那就是反对抗日了。对于反对抗日的国军，围而歼之，也就师出有名了——这样的例子屡屡重复。以致和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

弗拉基米诺夫在1944年10月14日的日记这样评论：“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看到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毛泽东认为，如果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那就是对他的政策的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城镇去吧！”

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七大”发言总结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历史说：“我们打日本人时总用游击战，只是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

弗拉基米诺夫还发现，前方尽管没有什么战斗发生，打胜仗的捷报还是频频传来。好像中共军队没有白吃抗日饭。1944年11月20日，弗拉基米诺夫写道：“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谎报情况的办法，来达到很重要的目的。”“虚报是所有军队和党的工作者无一例外的惯用手法，人们别想从这里听到真实情况。由于毛的赞许，说谎已经成为一种策略——”就这样，八路军、新四军造出了他们辉煌的抗日战绩。这些战绩不仅和日本军方自己的作战记录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在共产党内部一件事情也存在着几个版本的说法。

在抗战刚结束，一个偶然的机会，弗拉基米诺夫在新四军参谋部看到一份过去的电报，令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在1945年8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著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弗拉基米诺夫惊异之余，深感这是一件前所未闻的可耻勾当。

事隔3天，1945年8月21日，弗拉基米诺夫又写道：“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毛泽东尽量淡化中共与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有热线联系这件事，好像两国交兵互通使者也是一种常态。弗拉基米诺夫当时还不知道这位特殊使者就是中共著名特务潘汉年。潘汉年直属毛泽东领导，日本驻汪精卫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照中将曾经在“六三”花园宴请这位毛泽东特使。1943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和日军华东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达成密约：日军停止进剿新四军，而新四军不再破坏津浦铁路。使得日军作战物资可以顺利运到对国民政府作战的前线——这简直是共军与皇军共谋杀害国民政府。

共产党背弃盟友、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行径，与抗战初期发表的“八一宣言”——“为抗日告全国同胞书”所表现的高昂的爱国情绪判若两人——实际上也真是两个不同的领导人在操作。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告全国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倡导结成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日。这篇宣言激情迸发大义凛然，感动了全中国。它激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推动了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被共产党激烈的抗日宣言所鼓动，许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以图抗日救亡。

“八一宣言”酝酿发表之际，毛泽东还在奔向陕北的长征路上，对此无所闻问。

王明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除了保持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之外，王明提倡“抗日高于一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行动。他主张对日军进行有力的打击。这些主张虽然会消耗共产党的有生力量，毫无疑问也会给共产党赢得尊重和威信。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期，王明、博古、周恩来等组成的长江局领导中共南方的抗日工作，凝集民气民意，完成新四军的改编和东进，和国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这一时期的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遗憾的是武汉失守使长江局的工作黯然失色。1943年，随着第三国际解散，莫斯科国际派失势，王明被当作教条主义和国共合作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人物，通过整风运动被赶下领导位置，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从此，中共开始了“自主独立的抗日活动”，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成为干响雷不下雨。弗拉基米诺夫称为：“Wait and see tactic”。

毛泽东这种观望日、蒋斗，伺机摘桃子的狡诈策略，在共产党的公开档里是不会找到的。一直到庐山会议激烈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才不打自招，承认了曾经玩弄过的手段。

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彭德怀之间有一段精彩对话。毛泽东的秘书李悦做了笔录。（详见《庐山会议实录》）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中共在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两场打日本人的大型战役，却原来都打错了（按：平型关大战不是中共打的。中共只是在国军“大捷”之后袭击了日军的一支辎重部队。百团大战见前按。）特别是百团大战，彭德怀不听指挥，擅自组织战斗，违反了纪律。以致彭德怀在华北会议挨整作检讨，被迫深刻认识百团大战的错误。

毛泽东在庐山批判彭德怀的历史“错误”的同时再重复自己的抗日方针。虽然与毛泽东的洛川讲话语句不尽相同，但是逻辑联系紧密。都表达了同样的毛泽东思想：为了向蒋介石夺权，不惜日本灭亡中国。

毛泽东还把他的“爱国主义”作了惊世骇俗的发挥：“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这样看来，东北沦陷、华北被侵、上海失守、南京破城等一系列国军连败连战的军事晦气，竟是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理想所期待的（按：希特勒进攻前苏联，史达林几失陷前苏联的整个欧洲地区，也是爱国主义所期待的？）。

毛泽东不爱蒋介石的国，本意是不爱蒋介石执政的政权结构。正如今天更多的人们不爱共产党的国一样，这本来也是无可指责的。想让中国变得可爱一些，积极进行政治改革就是了。但是在外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存亡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从抗日的立场出发，“蒋介石的国”和“中国的国”在版图上是完全吻合的一块。没有因为不爱蒋介石政权，就可舍弃中国领土的理由。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毛氏“爱国主义”结论。

毛泽东在这里还犯了一个法理上的错误。他说“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实则为蒋、日、陕甘宁边区——两国和一边区的形态。蒋介石所以停止围剿，反而提供统一军服、经费和武器装备改编八路军，就是因为中共信誓旦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立约自废国号，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还以三国志之一国自称，已经自毁誓约。

抗战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士兵士气诸因素，军事专家对战斗力评估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8个中国士兵。中日作战的时候，国民军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以较多的牺牲，换取日本兵力较小的伤亡。这已经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致死。

然而毛泽东希望把这不等价的比例扩大。让蒋介石付出更多牺牲，让中国丢失更多的土地。即使蒋介石先消耗致死，日本接管了中国那也不要紧。他设想可以借助苏联力量从日本手里收回中国统治权。所以，简单地说毛泽东是一个卖国者，也还不准确。毛泽东是一个倒卖倒买国家政权者。先把中国交给日本，然后借苏联之手再把中国赎回来。至于苏联有没有能力担当这个中间人，即使担当了中间人会从中抽取几成报酬，他连想也没有想。

反复考察中国的抗战史，让人发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仅靠自己是不可能取得抗战胜利的（按：只是时间问题）。侥幸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使它犯了战略性错误，它偷袭珍珠港，挑衅苏俄边境，结下美苏两个大冤家。使它播下灭亡的种子。如果日本集中力量灭亡中国，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稳固的以战养战经济体系，稳步由北向南推进，联毛灭蒋，日本这个列岛小蛇一定会成长为亚洲巨蟒。日本灭中国，最后不是蛇吞象，而是巨蟒吞猪。到时候毛泽东不做大东亚共荣国的顺民，就死啦死啦的有。

所以，抗日战争是一个日本军阀战略上犯大错、蒋介石屡败屡战、共产党趁机崛起、在苏美援助下侥幸取胜的战争。日本在中国这个战胜国面前，是败而不服，降而不恭。

四、诬陷成风的“延安整风”

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采取一切手段逐步把权力向他一人集中，首先他直接掌控延安对莫斯科和延安对军队的电台，垄断了全部对外联络。外部消息是布还是扣押，由毛泽东决定。这就切断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和莫斯科的联系，政治上没有了分量。朱德、张国焘处于耳目失聪状态，渐渐远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最高军事领导的三人小组成员周恩来、王稼祥被委以其他重任，在延安之外奔波，也就脱离了军事指挥岗位。1938年9月，到苏联汇报工作的王稼祥带回了季米特洛夫口讯：承认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毛泽东不仅紧握兵符，并开始实际操掌党权。总书记张闻天处于“虚君”位置，遇事退避三舍。

随后毛泽东开始整顿报刊。王明、洛甫、凯丰领导的《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停止出版。继续出版的只有《八路军杂志》和新创刊的《解放日报》，这两份报纸都直接在毛泽东控制之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开始了以扩张和长期稳固自己权力为目的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著整风开始*，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著整风运动的结束，历经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审干”“抢救运动”“肃奸”，总共持续了3年11个月。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评说：“如果毛泽东不能确定他有绝对把握取得领导权，整风不会停止，七大不会开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延安学习。（以后又有刘少奇、彭真加入），架空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会。

为了增加整风的威慑性，毛泽东把“审干”、“识别特务”列入整风项目。整风由温和期进入残酷期。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我们就是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一边整风，一边审干。”

“中共中央总学委”下令每人要写“思想自传”，毛泽东说：“要三番五次写，以写好为度。”“要个人把一切对不住党的事统统讲出来。”同时下达一个档《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要求每一个干部填写“小广播表”。坦白自己泄露了一些什么机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自己听到了一些什么对党不利的消息。何人讲的，时间地点，都一一如实向党报告。“小广播表”连续发下来填写多次，如有抵触情绪，就是定为“特务”的证据。

一位胆小的干部，竟然填写了800多条。在行政学院一位学员发问：“是否把晚上和老婆说的话也填上？”引起一片哄笑。结果那位学员和大多数教职员工被定为特务。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说：“一个2500人的党校已挖出250人的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一人之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过半数。”（这篇讲话收入毛选三卷时，把以上毛的话删去了。）

康生执行毛泽东指示有过之无不及。“抢救运动”高潮时，《解放日报〉报社80%的人被打成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学习的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73%；延安警卫团挖出占总人数80%90%的特务；中央秘书处60人中，挖出十多个特务。

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公学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课。学生都有一个小板凳，坐在板凳上用小本子低头记录首长报告，然后展开讨论，深刻领会、热烈支持。这是延安学生学习的基本方式——学习多年，除了增加了一些演讲技术，文化知识很难有什么长进。延安整风以后，即使少的可怜的文化课也停止了。学生被卷到运动中，一些教室成为临时关押“特务”的监狱。

弗拉基米诺夫路过情报处的时候，经常听到传出被刑讯的人嚎叫声。情报处副处长李克农是另一个阴森可怕的人物。他折磨起人来有一套残酷手段。1943年7月29日，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里写道：“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手逮捕怀孕的妇女——”。他在1943年8月2日记继续描述了延安的紧张气氛：“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戒严了。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有被逮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交谈也明显担有危险。很多‘罪恶昭彰’的人被命令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已人满为患。”

康生的“抢救运动”，抓出了1万五千名特务，而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总共有3万名。开始被抓的特务有被枪毙的，也有一些人自杀。

毛泽东听任康生搞逼、供、讯。他在1943年8月15日说：“运动一定会犯逼、供、讯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发展，太迟则造成错误伤了元气——”

直到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重新规定被逮捕的特务人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5%。

弗拉基米诺夫向莫斯科汇报延安整风情况，引起史达林和第三国际的干涉。1943年12月2日，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的密电。密电要求：1，坚持国共统一战线；2，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3，担心中共干部对苏联抱不健康情绪，特别提到对康生的忧虑。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秘而不宣，却在回复电报中向季氏汇报“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志”。

在实际做法上，毛泽东开始给整风运动降温。整风运动的头号目标王明卧病在床。在运动最初一段时间，王明对政治局展开对他的批判并不知情。直到他发现门前冷落车马稀，来探望病情的同僚愈来愈少，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孤立起来了。共产国际派大势已去，不再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威胁。季米特洛夫的干涉，让毛泽东开始摆出“治病救人”的新姿态，在群情汹汹、众人喊杀的场面，他力排众议，提出刀下留人。另一方面，“抢救运动”制造了大批冤案。干部积怨愈来愈深，不满情绪逐渐公开化。毛泽东察觉到运动已到火候，需要把这种不满情绪引导疏散，避免伤害自己。这就需要一只替罪羊——确切说替罪狗，还要一个代表受害者数落恶狗的人。

1944年初，在中央内部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英明决断，接着批评了康生同志违背了毛主席有关整风的9条规定，（整风后期制定，包括逮捕的人限制在5%等)扩大了打击面。周恩来技巧地把毛泽东和康生作了剥离，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形象。周本是待罪之身，他被认为是经验主义者代表人物、王明教条主义的帮凶。周恩来已经在整风运动中做过五次长篇发言检讨，还有被继续穷追猛打的势头。这次毛泽东给了他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周恩来以彻底向毛泽东臣服的方式，冤而不怨，给那些被批判的教条主义者们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随后康生的下属李克农、彭真等也纷纷指责康生。别以为这些人有胆有识，他们不过是被毛泽东召见谈过话，奉旨造反而已。

毛泽东一下子由“整风”、“审干”灾难的制造者，成为整风偏差的纠正者。

1945元旦，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对群众敬礼道歉：“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左’的错误现在，我把带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赔个不是。”——“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于时，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有人感激涕泪横流，衷心感谢打开冤狱的救星。

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边区政府、枣园等场合脱帽、敬礼、道歉。毛还轻巧地说：“——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了你。”——“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化恶行为美德”确实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鉴于中央定调“延安整风是英明正确的，“审干”、“抢救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执行技术上有些过火偏差”，所以对于被抓出来的特务又不能一风吹。对多数人的特务指控是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毛泽东说，让实际斗争来甄别他们吧。组织结论依旧留了个“辫子”，以待察看。1945年11月9日，有200多名干部从延安步行到东北开辟新解放区，其中有一半人被“抢救”过，带着“辫子”，不甚清白地离开了延安。

延安最轰动的张克勤案件，听起来像一个带泪的荒唐剧。张克勤当时只19岁，康生指示对他进行连续六天六夜的轰炸审讯，受尽了肉体折磨。在不坦白就枪毙，坦白了就可以保留党籍的威胁利诱下，张克勤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张克勤的特务案”被侦破，一下子激发“抢救运动”走向高潮，延安一夜就抓了260多个特务。张克勤交待的国民党特务中，包括那位先前检举他是特务的人。

张克勤做为体现党的坦白从宽的典型例子，风风光光骑大马戴红花在万人大会坦白发言。众人面前他哭哭啼啼衷心感谢党给他悔过机会，保证跟随毛主席、党中央永远干革命。

1945年，大多数“特务”被甄别之后，张克勤的特务帽子粘在脑袋上怎么也摘不下来了。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无疑宣告“延安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从一开始就搞错了。从根本上否定了历时三年多的运动。他这个“典型”是不能倒的。

“共和国”成立后，张克勤一直上诉想澄清“特务”罪名。但就像西瓜皮擦屁股——怎么也抹不干净了。有一阵子一度作出查无实据的组织结论，可是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康生重新点名张克勤特务问题，招致他再次逮捕，成了监狱的“回锅肉”，在铁窗内又生活了5年半。到了1979年，张克勤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这些词汇全部是在审讯人员的提示下，他照葫芦画瓢作出的供词。

至于审讯人员为什么如此提示，并把“红旗党”一案绵延到四川、河南几个省份，有这样未能证实的说法，是为了指向这些省份地下工作的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等——要想证实这一点，只有到地狱提审死鬼康生了。

子虚乌有的“红旗党”一案，导致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自杀。他不愿按照诱供株连他人，并在1943年12月11日留下了绝命诗。

张克勤还不是最倒楣的。甄别到最后，仍然有一百多个人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这批人毛泽东和康生倒情愿他们是特务，即使他们不是特务，毛泽东、康生都是不愿意放生的。他们是一些支持国际路线、接近王明的人，或者有冒犯毛泽东言论的人，其中有王实味等。直到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边区保安处押著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处决。一些人被砍头填井。王实味虽被砍头，却还留下名字，其他一百多人都成了既无脑袋又无名字的屈死鬼。有资料说，延安整风，被处死和自杀的总共有1千多人。还有一些人被逼疯。其中有夫妻投延安，双双奔黄泉的例子。

康生虽然被当作“抢救运动”的替罪狗被指责。但是毛泽东很明白此狗乃一条忠狗、凶狗。是毛、江、康铁三角的一个锐利的角。康生的党内职务一点没受影响，只是他不再牵着爱犬耀武扬威四处逛游，他行为转为低调，活动由幕前转为幕后，依旧掌握重要权力。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代表们要求康生作检讨，康生拒不检讨，声称他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而毛泽东也就不再安排他发言，不了了之。

毛泽东这一招用意深沉，他不留下有关延安整风的任何负面文献资料。大会洋洋万言尽是赞扬整风和由整风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经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等理论家的梳洗漂白，没有了血腥味道，失去了毛泽东以权力威胁、奴化党员的色彩。延安整风被美化为中共自我陶冶情操、纯洁思想、升华灵魂的神圣仪式。

延安整风鼓励互相检举揭发，人们在压力下作假供、伪证。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对于毛泽东只能腹诽，不可口评。在整风中诬告栽赃打击异己形成一股污秽暗流，卑劣者升迁，正直者沉沦。这是一次共产党人性道德的普遍大沦陷。

回忆起延安整风一些老干部满腹怨言，却只能自律在周恩来尺度，小声骂骂康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再次放出恶犬康生咬人，骂康生与攻击中央文革同罪，这康生也不能骂了。康生的在中共官场尊称是“康老”。延安整风成了共产党白璧无瑕的历史瑰宝。直到1967年2月26日在“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时，陈毅才发出公开否定延安整风的声音。此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一位毛派文人名“梅俏”的描写了那个场面：“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著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这是迄今为止，所听到的中共内部最直言不讳的反对声音。

不料毛泽东闻言比陈毅还暴怒。最高统帅脸色是青是绿、身上什么地方哆嗦梅俏先生没说清楚，只是记述了“最高愤怒”：“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

瞧！毛泽东已经习惯于把“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逻辑，应用于共产党哲学：毛泽东不答应，等于全党不答应。

“延安整风”究竟有多少正面的意义？毛派史学家认为：延安整风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此共产党一步步走向胜利，延安整风意义重大。

问题是不用“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已经权倾朝野。自从中共长江局在六届六中全会被撤销，毛泽东不仅全面掌握了军事指挥权，也实际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不管毛泽东有多高的军事才能，多绝的锦囊妙计，他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发挥了。然而毛泽东欲壑难填，他想要的是无限制的权力。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消解党内的监督制衡作用、建立个人独裁机制的成功尝试。中共原有的一抹虚假、苍白的民主色彩也消失殆尽。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世界专制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共产主义专制蛹虫，终于破茧而出了。中国，你这匹黄河边上的老黄牛，以后的灾难在等着你！

（作者补记：也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应从“中央总学委”成立算开始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