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社论：一党专政的挽歌(图)

海南文昌一尊高近10米的毛泽东玉石雕像，今年3月被推倒断成五截，面目全非。(网络图片)

今天本刊发表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给中共十八大的一封信，是讨伐一党专政的檄文，或者说是一党专政的挽歌。至于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已不重要，因为所写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作者也的确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为了挽救这个党，使之免遭覆灭的命运而写这封信的。

或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或是由于理论上的局限，作者把中共的一党专政叫作“党国体制”，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并把他从马克思主义的队伍里剥离出来，还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作了区分，这正是党内一部分改革派人士想从民主社会主义寻找出路的一种尝试。

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枝独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中找到了出路：既使国家从绝境中走了出来，也使这个党重新获得生机。

但是喝毛泽东狼奶长大的中共领导骨干，特别是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人帮，很快就发现：改革开放虽然使他们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却也使他们面临丧失权力的危险，因此就产生了邓小平路线：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有限度的市场经济。用他们的词汇，就叫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命根子。为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都在所不惜。果然，他们用“六四屠城”确实换到了二十多年枪杆子下的“稳定”。这一着如此有效，这就是他们至今顶住全世界的压力，拒绝给“六四”平反的真正原因。因为平反就等于宣布邓小平路线是错误的，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所以他们必须守住这条底线，才能守住一党专政，才能守住共产党的命根子。

但是这种高压下的稳定已经越来越难维持了。因为高压本身就是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它不是缓解矛盾，而是加剧矛盾。结果是恶性循环;越压越不稳，越不稳越压……也就是说：邓小平路线走投无路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对策纷纷出炉，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当局的封锁已经没有多大效力。从国内到海外，什么声音都可以互相交流。连当政者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现在，从极左的毛派到自由主义者，从“加强党的领导”到“打倒共产党”，在舆论平台上都有一席之地。本刊之所以专门转载这封老共产党员的信，是因为它表达了中共内部改革派的最强音。而在党内有人发出这种声音，表明中国的民主转型还有可能和平实现。虽然这种可能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端倪，但我们还是要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以便使这种可能性走向现实。

这位老党员的信，用铁的事实控诉了大独裁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最后一下子刨出了一党专政这个根子，并把它挂到了历史的柱子上：

“毛泽东祸国殃民，当然有他个人品质问题和知识缺憾;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百万上千万饿死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政府迟迟无作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二千九百多万，不到三千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所以，在党国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七百五十万人。党国体制是最落后、最反动的体制。”

这是至今为止，对中共一党专政最沉痛的控诉。尽管中共和它的无耻文人使出全身解数，用尽各种油彩来粉饰这个穷凶极恶的一党专政，但是把它放到人类历史上比较一下，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

除了纵向对比以外，再看看横断面：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专政，哪一个不是反动透顶，被摒弃在人类文明殿堂之外呢?

面对中国官场“头上生疮，脚下流脓”的彻底腐败，到底应该怎么办?真是人言人殊。“加强反腐力度”呀，“加强党员教育”呀，“从严治党”呀，“健全法制”呀……说来说去，都是自说自话，自己“治”自己，也就是自己揪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因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总根源就在共产党身上，它垄断了一切。不挖出这个根子，光去修剪枝叶，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老共产党员这封信的可贵之处就是一针见血，把一党专政这个根子挖出来了。他不光批判毛泽东的独裁，也批判邓小平的“我说了算”。毛邓两个独裁者去“见马克思”以后，中共领导虽然进入“常人政治”，但“党国体制”照旧。这种体制不但是产生独裁者的土壤，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独裁制度。而军队正是独裁的支柱，所以作者主张：打破“党国体制”的关键是“军队国家化”。应该说，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当然，要害还不是全部。必须结束共产党对经济文化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全部垄断，才能把中国从一党专政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才能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使中华民族进入人类文明的殿堂。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包括原来的共产党人。这位老党员在信的结尾处语重心长地说：

“改革苏维埃体制(按：即一党专政)不仅是救国，而且是救党。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其实把话说透：改掉一党专政，对历史来说，是一个进步。但共产党也就消亡了，所以这封信也就是这个党的挽歌。

这封信是给中共第十八届领导人的。因为胡锦涛这一届连个违宪的“劳动教养”制度都不敢碰一碰，更不要说改革一党专政本身了。

然而由上一届主导下一届的路线和人事，这种接班制度不改，能对十八届抱多大希望呢?甚至这封信能不能被十八届领导人看到，都是个未知数。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我们坚信：被阻遏的民主洪流，总要冲垮一党专政的堤坝。而使控制堤坝的人明白这种危险，明白他们自己在垮坝时也将被洪水吞没，因而在利害的权衡下，识时务者就有可能在客观形势的压力下，被迫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趋势，正是舆论界的重要任务。至于这种趋势能不能成为现实，那就取决于当权者的悟性了。

不过对于十八大本身，奉劝读者不要抱任何幻想。虽然那个狂妄的左派野心家薄熙来已被淘汰出局，但中共决不会借这股东风把船驶离邓小平的航线，因为这个党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无论旧班子还是新班子，他们此刻的共同利益是平稳交接班，谁也不敢去改变政治路线。所以不要设想十八大会有什么振奋人心的政治奇蹟。

然而客观形势是严峻的，邓小平路线的气数已尽。不论十七届还是十八届，对此都是清楚的。如果不改弦更张，这个党还能有十九大吗?十七届固然全身而退了，十八届领导呢?这下一个十年对他们来说，乃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应该怎么办呢?不管他们喜不喜欢，聪明人对这位老党员的逆耳忠言，大概都会感兴趣的。

与海内外朋友齐心协力埋葬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是我们的一贯追求。在本刊三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愿以这一曲挽歌赠给中共十八大，用以重申我们的信念。

附件

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
一个老共产党员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特点是党在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所以被称为“党国体制”。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个人独裁是这个体制的应有之义。

毛泽东继承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他把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说成是天经地义，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立国六十三年，发生了三次大祸乱：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万人，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一九八九年“六四”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死亡七百一十三人，都是党国体制造的孽。

在这些事情发生前和发生中，党员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明知是错误的，但在党国体制下无能为力，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使局面变得不可遏止，不可纠正，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人民走向大灾大难。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控制市场经济，政以私行，官以贿进，产生了权贵利益集团。由于坚持党权至上，抗拒分权制衡，抗拒媒体监督，抗拒司法独立，虽把党内反腐高唱入云，但选择性反腐事实上已成了党同伐异的手段。“不怕贪污受贿，就怕站错队”成为流行的官箴。只要上面有人罩着，可以一面贪腐，一面提拔，造成党国体制整体性、制度性腐败。须知没有不倒的和珅，没有不死的皇帝，没有不灭的王朝，清算只是延期而已。“共产党官僚的腐败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

中国党国体制的特点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毛泽东这个讲话，成为共产党的宪法观。

中国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一是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化。现分述如下：

在中国，党章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

二是军权不在政府。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一九五四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的操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剥离”出来，是暗渡陈仓。后来宣称这是“党指挥枪”，把毛泽东篡夺军权的行为合法化和庄严化。

三是政权二元化。一个政权，两套班子，两个衙门。

决策机构是党委系统，政府系统是执行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装饰，摆样子的。

四是民权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八二年宪法第三十五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三○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仅以言论出版自由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六十三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大陆人民的“当家做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国家总理的施政演说都受到审查!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二十一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这就是党在国之上，中宣部长的权力在国务院总理之上。只有在党国体制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

三千多万生命──原子弹上天

二○○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桉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点八万人。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和罪孽。

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三千七百五十五点八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

一个弱女子的沉痛呼声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询问，笔录口供如下：

问：你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桉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桉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

毛泽东以退为进

一九六○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还不承认全国出现大饥荒。还在批彭德怀，“反右倾”。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因为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实力。

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质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那个可怕情景。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参加这个会的是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各级政权的领导骨干。毛泽东认定这批干部已经不是他的人了，都跟刘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县以上干部统统打倒。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历史上最反动的体制

毛泽东祸国殃民，当然有他个人品质问题和知识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百万上千万饿死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政府迟迟无作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二千九百多万，不到三千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所以，在党国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七百五十万人。党国体制是最落后、最反动的体制。

十八大后的政治决战

(现在)权贵集团利用党国体制控制了党和政府。

十八大后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民主宪政代替党国体制，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对内实现共同富裕，长治久安，对外与美国、欧盟携手，实现和平崛起;或者权贵集团以党国体制为依托控制党和政府，实行国进民退政策，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囊括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引起全民反抗，社会陷入长期动乱，对外打出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旗帜，以社会主义阵营残馀力量的保护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态出现，与美国和欧盟对抗，党和国家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沿着毛泽东式的惯性，多次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现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干政”。

八老多数没有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但他们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邓小平拥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他们的权力来源当然与他们的资历、威望有关，但主要来源于军权，邓小平不当国家主席，不当党的主席，就当军委主席。他这一票就压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是邓小平等八老推举上去的，又是他们废黜的。在党国体制庇护下，权贵集团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造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的主要罪责。

邓小平欣赏党国体制，讨厌三权分立。他曾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掌握大权的政治家都是栽在“我说了算”的问题上。

十八大领导人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

毛邓之后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的政治家。二○一○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分配政策较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利用党国体制绑架党、绑架政府，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事实上是“五千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中宣部封杀，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十八大领导人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高举民主宪政的大旗，才能从党国体制中突围出来。

党国体制是产生独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现新的独裁者，慎重选人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体制。打破党国体制，关键是要把毛泽东“盗”走的军权还给国家，实行军队国家化。民主宪政要从这里起步，政治体制改革要从这里开始。不允许有一个独掌军权的“狄克推多”监国。

改革苏维埃体制，不仅是救国，而且是救党。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大陆民主化，统一无障碍

最近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发表重要谈话说：如果大陆方面解除党禁报禁，台湾政党将赴大陆参选大中华区国家总统、内阁总理等职位，大陆和台湾统一将不存在任何障碍。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把“我党的奋斗目标”，定位为“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一九四四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一九四五年九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将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作了展开地说明：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脱苏入美，溶入普世文明

日本明治维新靠“脱亚入欧”崛起。在国体政体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脱苏”，毛泽东主张“入美”，合起来是“脱苏入美”，来一个根本性的拨乱返正，抛弃苏维埃体制，抛弃列宁主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希望十八大领导人不要错失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将是我党中兴的起点。

现在国际社会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新文明时代。中国在经济上加入WTO融入全球共同市场，但在政治上继续坚持敌视民主制度的苏维埃制度，坚持反对普世价值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民主国家面前，以社会主义阵营残馀力量的保护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态出现，自然引起人家的警惕。尽管你说没有扩张的野心，但始终面临世界的敌意。政改兴邦，脱苏入美，开创民主宪政新局面，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才能实现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