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三个错误倾向

30余年的高速增长将中国经济带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按总量计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远景，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靠什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毫不犹豫地给出标准化的答案：改革、转型。进一步，对于改什么、往哪转，许多人还能朗朗上口地给出同样是标准化的答案：城市化、经济结构转型、收入分配改革等。笔者无力用此短文去阐释改革转型的战略和步骤，只是想讨论一下“标准化答案”中包含的三个错误倾向。

错误倾向之一：过度强调城市化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接纳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广义的）工业化。笔者也曾经一直在宣扬这个观点，之所以如此，起因于观察到的两个常用指标：中国的非农就业比重超过了60%，但城市人口比重刚刚过50%。因此，直觉很容易使我们以为城市化比工业化慢了10个百分点。但这是错误的。

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例。这三个国家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其非农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重远低于90%。在2010年，美、日、德的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2%、67%和74%。延续对中国的分析思路，美、日、德三国似乎也是属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国家。那么，哪些国家的城市化没有落后于工业化呢？巴西！作为一个常常被引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在2010年，巴西的非农就业比重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3%和86%。

实际上，上述四个国家的案例仅仅是阐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非农就业是关键，工业化应领先于城市化，这样才能保证城市里不会集聚大量的无业游民和贫民。为此，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指标来重新界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2010年，中、美、日、德和巴西的这个指标分别为0.71、0.83、0.69、0.75和1.04，中国介于日本和德国之间。

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能发现，单纯的城市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以美国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0.83）作为一个不会发生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和贫民的阈值，再假设中国的工业化停滞以至于非农就业比重维持在60%的水平不变，那么，中国的城市人口至多只能达到总人口的53%──这只比目前的水平高二到三个百分点，按照过去城市化的速度，明年或至多后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就会达到这个临界点。

所以，在“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中，城市化是依附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以非农就业的增加为基础，城市化绝不能成为单独的政策目标。就此而言，各地政府通过圈地来推动的城市化，以大上快上包括地铁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追求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错误倾向之二：过度强调消费

同样还存在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经济是靠外需拉动的。而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GDP的支出结构中，过去10年中内需（国内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平均在97%左右。除了2006、2007两年由于外部经济（主要是美国）过度消费拉高了中国的外需比重，外需一般只占到GDP的2%到3%。在内需中，除了2008年的危机冲击和之后的扩张政策，消费的比重一般超过投资的比重达8到10个百分点左右。

既然内需、尤其是消费一直是中国GDP构成中的主要成分，那么，如何继续提高消费的比重呢？或者，反过来提问：过度强调消费主导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再指出一个目前流行的错误观点：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现实告诉我们，增长只有两个源泉：要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在封闭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话，消费的增长意味着储蓄乃至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意味着经济的减速和可供消费的资源的减少。所以，没有技术进步支撑的消费主导是不可能维持的。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消费主导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形有两个：第一，消费增长如果能够伴随净出口的下降，即经济从依赖国外消费转向依赖国内消费，则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可以维持；第二，进一步，如果能够借用国外储蓄、即净出口为负，则更能够支持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但是，纵观世界，在过去几十年中能够持续借用国外储蓄的国家只有美国，而美国的这种能力来自美元霸权及其背后的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实力。

所以，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只有在经济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币有能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导的。否则，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抵补外需、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导致投资的趋势性下降。

错误倾向之三：过度强调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了倡导收入分配改革，一些激进的论者常常引用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这次全球危机的主要因素。对此，以危机的震源──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399，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是0.394，基尼系数没有显著恶化。1999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家庭和5%家庭分别占有总收入的49.4%和21.5%，2007年这两个指标分别变为49.7%和21.2%，家庭收入分配格局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如果再考察欧洲国家，情况也大体如此。换言之，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的确存在，但绝非导致这次危机的主要因素，甚至就不是危机发生的因。

恰恰相反，对收入分配问题过度的强调、以至于陷入福利主义的桎梏，却是这次发达国家陷入危机的重要基础。欧洲的福利主义大家皆以熟知，美国──一个常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领头羊的国家──实际上也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蜕变为了福利主义国家，只不过这种福利主义主要是通过金融手段、而非欧洲国家的财政手段。美国的金融手段就是次贷。事后我们知道，次贷不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次贷的对象都是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甚至没有偿还意愿的中低收入家庭。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次贷会如此普及，为什么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政党、政府部门会如此熟视无睹？在《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中，美国国会组织的专家组总结道，次贷危机的基础就是美国政府、政党煽动的人人拥有住房的所谓“美国梦”。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当然要比其他国家严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发展阶段相关的。可以看到，在全球216个人口在三万以上的国家/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较低，低收入国家和穷国的基尼系数与发达国家一样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较高，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又比下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度）具有更高的基尼系数。这种状况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库茨涅茨的倒U曲线早就分析了收入分配先是随经济增长恶化、然后逐步改善的规律。

具体而言，城乡差异、东中西部差异、部门收入分配问题是造成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差异需要通过继续的工业化予以消解，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需要通过政府职能改革予以解决。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回避政府职能改革这样的难题，而是以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去简单地追求公平，甚至行福利主义之实，那将很可能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不幸的是，这种追求在政治上是最有诱惑力的，在舆论上是最能得到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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