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5：法越战火炽烈炮弹飞避战祸移居法国欧美台湾
寮国北部华人艰险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在法国统治者(按：当年印支的越棉寮是法国的殖民地)眼中，视我华人为对日战胜国(中国)之国民，是故我华人的社会地位要比越南人及摆夷人略高，因法国视越南为其殖民地。有一次全越最高总督(法国人)到山罗市（寮国北方边区与北越相邻的省市）视察，山罗省各地文武百官及代表列队欢迎，省长一一向总督介绍，总督也只做轻微点头，表示认知，当介绍到我华侨代表时，总督一反常态主动伸手同我代表握手致意，这一举动着实令会说流利法语的华侨代表秦岐玉先生受宠若惊。
寮国永珍市凯旋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下旬，我国（中华民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邱秉常、副师长陇耀受命入越接收曾被日军占领地区，当国军浩浩荡荡途径山罗市，我侨胞喜见国军莅临，大家列队欢迎。时秦汉城任帮长，乃将私自储存下来的鞭炮，沿途燃放，令国军马匹受到惊吓，四处奔窜。官兵光荣进驻，场面感人。帮长眼见国军军服老旧，鞋袜破烂，乃嘱家人至市内商店收购所有鞋袜，分配于所有官兵，聊表心意。当国军任务结束离去时，将接收得来的武器，留给我华人枪械一批，计步枪四十余枝，子弹数百发，并以委任状一纸任令秦岐玉为该师驻山罗办事处副主任。日后越盟分子探听得此消息，便急迫想取得这批武器，不断派人前来洽商，而我华人不从，越盟意欲强夺，为此曾经发生数次枪战，每次对方都知难而退，由于此项摩擦，种下了我华人与越盟间不解之仇。一九四六年中，越盟大规模进犯山罗市，为安全计，所有老弱妇孺都须日夜步行撤离至其他乡镇，仅留下部分背景与各方无涉者留守空城。离乡背井约六七个月待局势稳定后才再返回山罗。
一九四九年国(国民党)共(共产党)战争进入末期，国府军节节败退，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部队含眷属、平民约两万余人率先由广西隘店撤退，由北越的峙马屯(法军军哨)进入禄平，然后被法军安置在蒙阳市(MuongDuong)集中管理，又在同年冬末，驻防云南的二十六军官兵约三千四百余人，在险恶的态势中，与叛逆分子及共军相周旋，因局势恶化，逐次转战至滇越边境，最后弹尽粮绝，于一九五零年元月二十三日被迫退至越北的小猛，二十六日进入莱州（LaiChau），然后接受法方要求，解除武装。二月一日，分批由莱州经山罗至河内，二十六日东运海防，继续船运中圻金兰湾。笔者当时年仅七岁，在印象中，所见撤退国军，伤兵累累，衣衫褴褛，深蓝色粗布缝制的制服，破洞处处，有赤脚的，有穿着草鞋身上背着简陋行囊的，排成一列，自家门口经过，受伤者则持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忍痛跟随部队前进，回忆当时惨状，至今还令我心酸。
一九五零年，越盟游击分子时而开枪射击并骚扰我华人社区，因应局势所需，我华人组成了自卫队，在社区各个出入口设置岗哨，晚上天黑后即派人持枪站岗驻守，进出人员都接受检查，直到翌日天亮为止。自卫队所持枪枝乃由法军提供，越盟由于数次骚扰成效不大，日后我华人与越盟则相安无事。不久，山罗邻近地区相继落入越盟手中。一九五二年越盟势力逐渐扩大，山罗省终于失守，我华人乃扶老携幼离乡背井逃难至河内市。初抵河内，有亲人者则投靠亲友，无亲友者则由有关单位安排集中住在粉行街(PhoHangBot)一间大建筑物里。部分难侨为了生计乃移居蒙阳(MuongDuong)以及锦普(CamPha)一带，每天上山伐木出售为生，生活非常艰苦。
一九五三年韩国战争结束，中共从韩国撤退后，大量物资军火转移援助越盟。一九五四年春天，奠边府战争达到了高潮，中共动用了两百门大炮，五万名苦力，每人用脚踏车载六百磅食米或弹药，翻山越岭，每天步行五十里，经由一条狭窄的山路步行两个月，支援驻扎在奠边府四周的越盟军。奠边府为一盆地，四面山丘围绕，法军屯兵一万二千人死守于市区，越盟则占据山头，层层围住，首先断绝法军陆路运输，切断其补给线，使法军唯一运输线仅依赖空中交通，奠边府面积狭小，山丘近在咫尺，机场又在越盟炮弹射程之内，故补给日益困难，法军在孤军奋战之下，由于弹尽粮绝，于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弃守。
随后印支问题日内瓦协议签订，法国统治者退出越南，我山罗华人居留问题也跟着变迁，一批逃离越南往寮国，另一批则继续留在山罗及河内。逃至寮国者是唯恐越盟得势后进行清算斗争，乃会同原先逃难至河内的傣人(摆夷人)由法国军机运至寮国川圹省避难。我逃难华人约三十余户，人数有一百余人，初抵川圹市时所有难民暂居于菜市场，以市场摊位板做卧床，数天后才分散至城内各空屋或庙宇，生活艰苦可想而知。
难侨领导人秦岐玉先生，深觉长此以往并非长远之计，非找适当场所供我同侨作长期栖身不可，乃行文求见川圹省长，请求拨地予难侨重建家园，两个月后，省长同意在市中心区东边沿着溪畔附近拨出土地一块，给我山罗华人搭盖房子，作为永久居所。在我先贤泰岐玉先生、黄源生先生、苏秀民先生领导之下，我难侨同心协力上山砍伐木材、竹子搭盖简陋的房屋，社区共盖有约二十余房屋呈“凹”字型，中间为广场，命名“华侨新村”。
居所解决后即开始设法谋生，当时法、越战争刚刚结束，寮国为中立国，国际监督及调停委员会成立，总部设于寮国首都永珍市，委员会成员有加拿大、印度、波兰三国，该组织正殷切需要大批略谙法语的服务人员，如厨师、汽车司机、侍者等等，而我难侨青年正符合此条件，因此得以顺利受雇，专机运往永珍市，就业问题得以解决。因某些因素必需滞留川圹者，妇人则往附近小镇市场赶集贩售杂货。生活稳定，部分人士自购房屋经营生意。
一九五九年，寮国共产党（亦称为巴特寮）得越共支助，于寮北各省份叛乱夺权，我华人恐遭不测又一次举家由川圹市逃难至首都永珍市。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同样地由黄奇英先生将我难侨处境告知客家帮帮长何公谋先生，再由何公出面呈请永珍市政府拨地建屋，然后在“龙西耐”（LongSiNoi）区兴建住宅二十余户，又命名为“华侨新村”。为了方便谋生，部分则移居偏远地区，如潘虹(PhoneHong)、申通(SamThong)、廊净(LongChieng)等地。
一九七五年西贡沦陷，越战接近尾声，寮政府见大势已去，高官们相继席卷而逃，寮共不费一枪一弹便顺利占领各地。我山罗华侨不得不举家离开寮国。离家初期则以泰国廊开府(NongKhai)为暂居地或住进难民营，然后再决定移居国外。此次迁徙可分成三大系，一批移居台湾，一批移居法国，而另一批则往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
(本文摘自《自由侨声》辛巳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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