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亲历1960年人吃人的饥荒

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22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28斤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后来又减至不足20斤，面粉从“85粉”到“88粉”，以至“95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发明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所以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发明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说吃包子。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这就要说到吃人肉的事了。这听起来很是吓人，但确实是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这里，我先得交代一点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较少，所以相对安徽、河南、甘肃这些省份来，饥荒出现和蔓延的时间好象稍为晚一点，1960年，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可青海一时还没有显出紧张，大约是在下半年开始，饥饿的情况才愈益明显起来。那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饥饿状态的“严重性”“难受性”和“可怕性”，于是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喂饱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时，省委领导部门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干部下班后必须“采集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还列出若干品种，如灰条、苦苦菜等），好在那时几乎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闹拣拾外，可以派出“专业队”去集中批量采集，少数有“实力”的单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捞队”，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网打鱼（那时可不像现在讲求什么生态环保，怎么捕怎么打都行，谁捕归谁），他们的日子自然就要好过得多。我所在的报社虽属省委管辖，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省委机关的人比我们好过，当然，我们比一般机关的要好过，更别提百姓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能逃过浮肿这一关，记得全报社得浮肿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老家母亲二姐她们时不时省下一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我有幸躲过一劫。那时的总编辑叫乔迁，他是1938年在清凉山就办报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注：处级吃中灶，小灶须厅部级，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审稿件时目睹小灶的“优越性”，最深刻的莫过于那雪白的圆圆的可爱之极的小馒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白那么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馒头。）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敢说，当年的青海报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句话是这样的：“浮肿的人，不能出去采访，丢社会主义的脸！”他还振振有辞地说：“浮肿，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怎么没浮肿，我怎么没有浮肿？”关于办报，他也有精彩的经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这是他一次批评一位愚蠢的记者办了一件愚蠢的事后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现在依旧觉得他这话对于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性，而且，用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话说，叫做“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过头来再说吃饭问题。由于情况愈来愈严重，偷馒头票乃至偷食堂馒头的事便屡有发生，尽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单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学又是我老同事还是本家的“孙记者”，一次外出回来迟了，他迳直到大堂后面去买饭，恰好没人，便顺手牵羊在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真叫运道不佳，临出门被人逮个正着，这下糟了：“搞宣传的还干这种丢人的事？”“还是省委机关的，连百姓都不如（这话说的，百姓都不如机关干部？）”可怜这位本家连续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检查且不说，最后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票子也丢了。我们部门的老领导吴仲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担保，才算没有把这位1958年的北大毕业生扫地出门。我自然也是发了言的，无非是有辱斯文什么的，可能没有什么过激的话，我是想，一并非有意为之，二毕竟是馒头票太少，肚子太饿，加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了一个馍弄得大家没脸面。记得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关于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为偷面包被人当成贼而痛打了一顿，我读到这里好象总是很同情那个流浪汉，这或许就是我不断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谁不艰难，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困难时期”下放到农场劳动，一次回到省城，刚下汽车，在教育厅给我打电话，那颤抖的声音听着就有点不对劲：“老孙吗，我是某某呀，你能想办法弄点吃的东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农村的家时，才知一个儿子已经饿死，另一个出世不久的女儿由于家中无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烧死，这是怎样的惨剧呀！

绕了一圈，现在再说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东部农业区有个叫“民和”的县城，滔滔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静静的湟水则从北面将它和甘肃的永登县分开。这里的气候是全省最好的，这里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这里的交通是全省最发达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兰青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是它第一次歇脚的大站。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青海的“粮仓”，盛产小麦、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于水果品种之多，恐怕初来乍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间，到此地来采访的趟数少说也有十好几回。

这一次，我到了一个浅山（本地称呼，即半山）地区的生产队。这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建议不要宣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实际上，农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伙，“吃饭不要钱”的美梦似黄粱一样成了笑谈。现在，当农民有了自由吃饭的权利时，却完全没有了自由吃饭的可能：他们被彻底的剥夺了，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没有，真正的要从“另起炉灶”开始。我多次在农村采访，毕竟对农村的情况还有所了解，出发前，我就作好了精神准备：“灾害”已经连续三年了，城里干部的日子都不易，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更加艰难，加上正是青黄不接，那困难恐怕难以想见，那里的农事活动还在正常进行吗？那里的社员家中还有粮食吗？他们还有“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吗？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农民的身体状况乃至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设想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想到此次会碰上人吃人这桩让我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里一辈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特别是后来当我悄悄告诉我几个好友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向领导汇报……更加使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历史真实，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是有意要让后人在遗忘中抹去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呢，还是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和狂怒！这些饿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觉得有些异样。历来到农村采访，在找到支部书记或者队长（即现在的村长）后，一般总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这也就是吃饭的人家，可是这一回却安排我和一位饲养员住，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像钱柜那样的桌子和一铺同样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里的霉味、牲口的尿粪味扑面而来。队长把我领到之后，交代说，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简直就是“木”，一个有些佝偻的满脸黑乎乎的老头）将就着吃吧，粮票和开支（指伙食费）也给他吧。刚要转身，又说，这粮票其实也没啥用，乡里又没粮店，不给也行，多给几块钱。抬脚刚往外走又补充说，明天，你要是参加队里劳动，中午有二两炒面。说完就走了。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竟有“炒面”？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燕麦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我试着吃过那种“食品”，无法下咽，粗糙得似乎会把你的喉咙刺破。可为了这二两“炒面”，大家还是会拿着一个碗或者一个布袋，去排队，去等候。看那场面我直想落泪。

夜里，在同老慕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啥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叫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那你日子乍过的？”他回答说，我嘛，一世就我一个，队里照顾我，有啥好吃的，总记着。这不，还有几头牲口在这儿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给牲口捅刀子，公社来人按“现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说，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给饿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几两肉吗？这小子可忘了，几百号人，全指望这几头牲口呢，没有了牲口，你说，庄稼人还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了这个村子，或许更是担心别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可能干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和残酷……

那时的报纸，从省报到中央各报，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要是说了点肚子饿甚至饥荒之类的话，那必定是“反对三面红旗”，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只看到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等等。那时农民有句特别形象特别精彩的话：“报纸上的字（指大标题）越来越大了，碗里的糊糊越来越清（稀）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听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里的清汤照着天花板上的字（农村多用报纸糊在天花板上），越来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几十年后，非官方公布的资料中说，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万，其中4000万是农民（据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进》），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如果按总人口比例计算，那么青海应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样一个比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有时我想，每个个体生命一生的遭际怎么那样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简直难以解释，然而，有谁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竟会如此惨烈地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亲”的怀抱里，而且让老天爷承担了罪责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隐瞒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后，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初步好转，当然，食品的供应还是极其有限，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亲历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说明这种状况：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食品店买东西，进来一位老婆婆，她看见店里摆着一些鸡蛋，便对营业员说，想买几个鸡蛋。营业员问老人，有证明吗？老人问，要什么证明？营业员说，出生证呀。这时，老人一脸失望地说，我都六十多了，那东西早不知道扔哪儿了，要知道那纸片片能买鸡蛋，还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也多少显出了心理上的些许宽松（多长日子了，难见笑脸了）。那时，许多机关，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别是“高价”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后来才听说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体是15元一斤（500克），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斤。记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过之后，晚饭后经常出去散步，出门时我买二两糖，每人可得七颗，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于是调头，再由他买二两，刚好到家吃光。当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负担不起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块嘛。不过，这个聪明的抑或无奈的政策毕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肿大大减少了。就在这样的时候，报社领导还是省上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农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迎接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这又是一个春天。我受领导的派遣，“带着问题搞调查”，又一次到了民和县。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川地的生产队，在湟水之滨，兰青铁路正好从她身边划过。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园，那盛开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是到了另一个神话世界，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在我记忆里，怎么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叫做“川口”的那个我已经来过多次的地方吗？我怀着极大的兴奋，一步步朝果园深处走去，很可能，还哼着什么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会下意识地哼哼曲子，高兴时，难过时，都会这样）。在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棵银杏树），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轻声轻气地问她：“阿奶，干什么呢？”她回答说：“看园子呢。”声音很细很小。我又问：“队里的还是个家的（本地话，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队里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说，困难的地方允许土地承包，说这叫“放宽政策”。这“政策”一“放宽”，竟然面貌立即大变，我因此而常常纳闷：“放”了就“活”，否则就“死”，这叫什么“政策”呢？我把领导提出的“现在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问这位阿奶，听到的回答却让我半天回不过神，她望着我，一脸的不解一脸的无助，好一会，才说：“同志啊，我想吃个馍啊！三年啦，没吃上一口干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描述这句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个馍呀！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想吃个馍”这句话还时时在我心头回响，每当我懈怠时奢侈时忘乎所以时，那一定是忘了那个老奶奶，而当我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这个执政的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时，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样的瘦弱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张破旧的小凳子上还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她终于吃到一块干粮了吗？

我可爱祖国的可怜百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