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和炎黄事件是维稳政策的延续(图)

南周和炎黄事件是中国维稳政策延续背景下对媒体的打压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修改和“炎黄春秋”杂志网站被封两大事件引发舆论的热议，曾经担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资深媒体人长平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两起事件是中国维稳政策延续背景下对媒体的打压，南方报人将事件公开是坚守和反抗的背水一战，同时也为社会反思媒体管理体制和反抗言论钳制提供契机。

中国官员操刀媒体从毛时代就有

长平：宣传部门的官员修改报社的文章，包括亲自写社论，从毛泽东时期就有。毛泽东就写过很多社论，也提倡官员写社论。官员管媒体管到这么具体，甚至比这个更具体的其实还有例子在。比如就我所知，上海九十年代一位宣传部长经常到新民晚报的办公室去坐着，不止修改标题、文章，还要亲自画版、决定哪些标题套红等等。

南方报人的反抗为社会反思媒体管理体制、反抗言论钳制提供契机

长平：南方周末此次事件的可贵之处，或者说南方周末、南方集团编辑记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愿意把这个事情公开，而且愿意站出来反抗，为整个社会反思媒体管理体制和反抗言论钳制提供契机，我觉得这是它最有意义的事情。

南方集团所面临的压力其实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很大。我在那里工作前后大约十年的时间、从“南方周末”、到“南方都市报”到“南都周刊”，即使我后来离开了，也是他们长期的撰稿人，因此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胡温执政后，南方报业被彻底洗牌和全面控制

长平：压力始终有，区别就在于一是南方报人的坚守和反抗的程度，二是新闻管制的程度。在2000年以前，广东的地方领导应该说比较看重自己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位置和声誉，所以那时对媒体会比现在好一些。同时南方集团也诞生和招揽了一大批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大家都抱持一种需求真相、正义和良知的理想情怀，而且这样的人能够得到重用，能够坚持反抗。

后来，实际上从胡温执政开始，情况就有变化，2003年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东明调任“南方周末”总编。“南方周末”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很有人文情怀、新闻理想主义精神，也很有专业水准的一份报纸，就张东明的人文修养和新闻专业能力来说，他的确远远不配当“南方周末”的主编，但是当时行政强力让他当了主编。从那时开始就有宣传部直接插手南方集团，同时又有高层插手南方集团中下层的采编业务，也越来越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在宣传部门的压力下，南方集团内部也进行一定的洗牌，知道2011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健出任南方报业集团党委书记、新华社副社长庹 震从北京“空降”广东，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到此时为止，我认为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对南方集团的彻底洗牌和全面控制。

南方报人坚守和反抗的背水之战

长平：但是由于南方集团的传统，中下层仍然有一些编辑记者在坚持反抗，这次事件在我看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也算是背水一战。虽然他们顾虑仍然很多，因为这几年的清洗，一个是驱赶走了一些人，另外，对还留在那里的人也造成了很大的恐惧感，所以他们还能够这样反抗已经很不容易。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和全世界更多的支持，同时也希望社会利用这个契机，不止是支持他们，更多的是表达出自己愿望，包括对南方集团的批评、对制度的反思。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提倡宪政是“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 ”同时遭打的直接原因

长平：这两个事情当然是有联系的。都是在维稳体制延续的情况下对媒体的打压，直接原因二者相同的一点就是：都在提倡宪政。炎黄春秋组织召开了一些讨论会，同时他们的新年献词和南方周末原来准备的新年献词一样，都是呼吁行政以宪法为基准，一步步走到宪政主义的道路上来。这是一种对“新政”的幻想、期待。

两个媒体的遭遇显示习近平“新政”表现糟糕

长平：其实对“新政：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过分，也不先进，很大程度上还是沿袭了中国过去专制社会的传统。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当中，新皇上任通常都有一个修生养席的过程，出台一些有利于民生的政策，这是专制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上台，至少到现在为止，可能连过去的皇帝还不如。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媒体人心里想至少他们应该与过去的皇帝一样，甚至期待更好一些，所以就认为理所当然地在此时应该借机表达一些自己的愿望，但是从这两个媒体的遭遇看，显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新政”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没有任何改革的意愿和行动。

当然是不是“新政”加强了控制呢？在我看来，这首先是一个“旧政”的延续，就是胡温维稳体制的延续，这个延续，只要新政不做任何改变，自然就会越变越紧，越变越糟。即便如此，我认为整个社会对“新帝”登基的修生养息的期待仍然会持续。所以到明年三月有可能习近平再可能有什么表示，整个社会仍然会延续过去专制社会的传统，给予一片欢呼，但是这些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的性质。

（原标题：长平：南周和炎黄事件凸显习近平“新政”表现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