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政府办公楼,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有40余部电梯,内部装饰豪华,造价高达40亿元,被网友称之为“全世界仅次于五角大楼的第二大单体建筑”。政府兴建豪华办公大楼,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无论你到哪个城市走走,所见的最豪华体面气派的建筑,无不是政府的楼堂馆所。近日落马的李春城,在任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就兴建了建筑面积同样也达37万平方米,造价12亿元的成都市政府行政中心。总之,在我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人们对于政府耗巨资建设包括办公楼在内的楼堂馆所,就意见非常大,而从那时候开始,中央也时不时强调反对地方大建楼堂馆所。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随地方政府财力加强,大修官衙之风可谓变本加厉。
中国历史上,古代帝王大多热衷于以举国之力修建豪华宫殿陵寝。当然,这种做法无不加速王朝的垮台步伐。但人们或许不知道,与今天大不一样的是,古代地方政府却并不热衷修建豪华官署衙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代中国官场就形成一个不成文规矩:“官不修衙”。地方政府的官衙不但谈不上豪华,而且往往十分破败。比如宋朝的苏轼在1072年担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看到杭州的衙门“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过了十多年后的1089年他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衙门的屋宇仍然是那样的破旧:“见使宅栖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并未有所改观,如明朝时专门给当官的人写的做官秘籍之类的书如《新官规范》就提醒新上任的官员说“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官场甚至流传说,一个官员如果过于修缮官衙,他就有可能被钉在这个职位上不能升迁。
在今天看来乏善可陈的古代官员,为什么能够安然地在简陋的官衙办公,而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座右铭的今天的官员,为什么却热衷大建官衙,比古代皇朝的官员都不如?根本原因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掌握了远比古代官府巨大的权力包括财政权力,巍巍官衙正是赫赫官权的体现和见证。
今天的地方政府权力介入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古代官府所无法想象的,这种介入社会的无孔不入的权力,由于缺少规范和制约,都会变现成政府的收入。现在,地方政府既拥有合法的财政收入,也还能够通过“跑部”争取中央拨款,同时政府还管理国有资产,有国有资产收入(如出卖土地)。除此之外,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和罚款取得正当或不正当的不菲收入。对于这形形色色的收入的使用,地方政府从来都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对于来自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合法收入,其使用本应列入预算,公开详细账本,接受社会监督,但至今不能做到。至于那些通过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取得的非法收入,则更是政府秘密掌握的小金库,完全处于黑箱操作之中。地方政府权力如此之大,收入途径如此之多,渠道如此之广,他们既可以动用合法的财政收入,也会利用非法收入,去建造办公楼。前几年有段子说,公安局盖楼,是“嫖客打桩,妓女灌浆,赌徒砌墙、小偷上梁”,形象地说明权力变现而建造豪衙的情景。对于此种行为,官员往往还以“未花财政一分钱”而自炫自辩。
斥巨资修官衙,地方政府既有财力,也有积极性。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给官员们提供舒适的在职享受,同时,豪华气派之建筑,体现惶惶权力之赫赫威风,能充分满足权力的傲慢与自大。尤其,在巨额投入的建设中,工程贿赂暗潮汹涌,主事者无不中饱私囊,大发其财。有此种种好处,修建豪华官衙当然成为地方政府的热门之选。
豪华办公大楼见证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威赫,也见证着威赫权力的无耻和无度。除了彻底限制、削弱和分散政府的权力,没有其他任何办法遏制他们修建豪华衙门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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