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的共同宿命
——不变的是极权主义的魔咒
尽管强悍的个人意志一旦获得专制权力意志的权威，便会成为时代历史命运风格的确立者，但是，划分时代的标准仍然应当取决于历史命运的风格，而不是居于权力之巅的专制者。因为，并不是每个专制者都具备创造历史命运风格的生命能量。
依据上述标准，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外自命精英的庸人学者，基于思想的奴性，追随独裁者邓小平的逻辑，把中共领导人的换届视为划分时代的依据。然而，这种依据不能反映时代的历史命运个性。事实上，创造出历史命运个性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至今依旧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的命运逻辑中。江泽民只不过给这个时代留下几分上海小男人的猥琐丑陋的风情，而胡锦涛则只给这个时代的专制增添了阳萎者的病态的阴狠寡毒。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崛起于命运之巅，并在中国人的崇拜之上昂视阔步——那是神才能享有的崇拜。然后，又由于一系列中共反人类罪行的累积，终至天怒人怨，政治道德基础崩溃，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政治危机的强烈质疑。邓小平时代，中共通过践踏理性与良知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走出政治危机，重建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当前，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中涌起的中国命运的喷泉已经达到顶点，即将颓然跌落——喷泉达到最高处，跌落就不可避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中国命运的喷泉将向哪一个方向倾倒。历史正凝神屏息注视著这个命运之泉，因为，中国命运的趋向会震撼世界。
中国的御用文人，以及中共用学术经费和其它利益收买的饲料喂养的各国学者，围绕邓小平时代，已经制造了太多的谎言；制造谎言是为掩盖中国命运发展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人类的戕害。在此，之所以有必要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特征进行讨论，就在于让这两个时代的真相从谎言中臝露出来，从而为审视未来中国命运的趋势，提供一个真实的观察立足点。
现在预言未来，而现在又以历史为前提。既然如此，就让我们首先回顾已经成为历史的毛泽东时代。
现象世界中，表述意味着存在，而形式是精神意境表述的前提。为使共产主义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表述者，中共首先用“阶级敌人”的白骨为石，红血为浆，构筑起高度极权的专制体系。在这个以思想专制为原则的独裁权力体系之下，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以狂热崇拜共产主义为魂的宗教组织更合适。
上述过程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生命虐杀相伴而行。除了难以计数的受害者之外，数亿中国人都是中共反人类罪的共犯。整个民族沦为罪犯，是由于受到魔鬼的诱惑，诱惑就表现为共产主义理想。
屈辱的命运产生对尊严的向往，而且，屈辱越深重，向往越炽热。近代史上蒙受的屈辱使中国向往尊严。然而，在中国文人的主体背叛文化的祖国的背景下，向西方乞讨真理成为思想的潮流；同时，中国对尊严的狂热向往，由于缺乏高贵的价值引导而盲目——乞丐怎么得到尊严。于是，中共建政之初，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刻，处于对尊严的盲目向往中的中国人，便狂热地搂抱了共产主义理想；那就如同处于性饥渴中的苦役犯，会在黑牢暗夜中喜出望外地搂抱触摸到的任何女人，而不会在乎她是否是丑陋的老女人。不过，以上两种搂抱都表述人性的悲剧。
如果承认人的本质在于心灵，而不是肉体；如果承认人类历史的本质不是生物史，而是文化史，那麽，中共建政只意味着马克思的鬼魂，走出墓穴，在神州大地上，以思想暴君的权威站起来了；只意味着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精神殖民统治的历史开始了——中国人不仅没有站起来，反而从文化的意义上，即人的本质的意义上，被彻底击倒。
对历史作纵横观，中国曾有两次关乎国运存亡的危机：一次亡国于蒙古，一次亡国于满清。不过，蒙古和满清虽然征服了中国的领土，也实施了大规模杀戮，但是，他们却没有试图灭绝中国的文化。因为，与古犹太智慧和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不同，蒙古和满清的生命哲学中可能喧嚣著属于大漠草原的壮丽野性，却没有对心灵的仇恨。中国河山破碎，生灵涂炭，但国魂未灭，仍有复国的希望。而且，由于元朝和清朝相当程度上接受并沿续了魅力如花海的中国文化，所以，将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视为中国历史，从文化的意义上审视并无不妥。
中共建政却把中国国运逼入魂飞魄散的绝境死地。中共的政治意志是西方极权文化的象征，而且，它既具有宗教信仰式的精神能量，又得到铁血权力的祝福——关键之处更在于，这种极权文化把终极目标确定为对中国人心灵的征服和奴役。
毛泽东几乎在组建政教合一的权力体系的同时，便依据共产主义的理论逻辑，开始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整肃过程中，中共的精神屠杀有两个不变的对象：被表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中国文化精神。屠戮自由民主理念表现出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即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的自我矛盾；摧残中国文化精神则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绝对精神统治为动因。“文化大革命”是立在中国文化命运尽头的墓碑——墓碑之前，白骨蔽野，血河滔天；墓碑之后，万里死寂，一片荒凉。国魂随中国文化精神的湮灭而破碎。国魂破碎，则国亡心死，国运万劫不复。
有一种广泛流播的观点指称，中共的专制是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继续；也有人把毛泽东定位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前者意在让中国文化为当代中国的罪恶负全责，后者则试图把中共的一半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但是，无论前者或者后者，都没有公正性。只是不知这种公正性的缺失，意味着愚蠢，还是邪恶。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皇权文化，是被侮辱与被摧残的受害者，而且濒临灭绝的边缘，根本丧失了对现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能力。毛泽东所创建的东方巴士底狱，即中共专制体系，从理论基础到思想风格，从形式特征到运作逻辑，都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毫无疑义地论证中世纪欧洲极权主义在当代的复活。甚至连残酷性的风格也全然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式的。
中国皇权文化的刑罚，自有其令人发指的凶残，不过，凶残会止步于对肉体和名誉的惩罚。西方极权文化凶残之锋却趋向心灵。圣女林昭被处决之后，刽子手竟向她的母亲索要行刑的子弹费用，以致其母心碎，疯狂而死。思想犯受极刑之前，常被割断喉管或者被铁丝缝住双唇，以阻止他们心灵的声音通过临死的呼喊，化作刑场上的悲风… … 。所有毛泽东时代的残酷都展示出魔鬼对于心灵折磨的欲望——那是来自西方的魔鬼。
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金正日父子，等等所有这些共产帝国专制者，尽管肉体中流淌著不同种族的血，但是，他们都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展示出对生命的仇恨、蔑视和残酷。这种超越种族生理界限的同一性，说明他们都是同一个魔鬼，即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基因传承者。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的罪恶与中国皇权文无关。
万年历史中，中国初次面对文化亡国的危机——那意味着国魂的湮灭，国运的破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意味着一个历史谎言；中国人的真实地位是中共权贵的政治奴隶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亡国奴。上个世纪的一次生命大悲剧，典型地诠释出中国人的真实地位。
为了给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全球扩张野心积累物质能量，中共试图通过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横征暴敛的结果，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近四千万农民饿死，死者约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七。数学是理性之王，数则是数学的基本原素。当读到上述没有喜怒哀乐的数学时，我感到了理性的冷漠——这些数字为什么不会发出响彻历史苍穹的悲哭。太阳都会为之黯然神伤的是，这四千万农民竟如秋风萧瑟中的草木虫蚁一样，默默地死去：没有抗议，没有呼嗥，没有遗嘱，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心灵的能力，他们是没有权利抗议死亡的奴隶——他们没有像毛泽东允诺的那样“从此站起来”，而是无声地倒在干枯的死亡中。
毛泽东的权力意志通过“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最后的疯狂。他再一次对中国文化掘墓鞭尸，挫骨扬灰，同时，也击溃了他的权力挑战者。在文化性种族灭绝和中共权力斗争的两个范畴内，毛泽东都是凯旋者。不过，由于太多的阴谋、太多的谎言、太多的罪恶、太多的血泪和苦难，撕裂了毛泽东为中共极权专制铸造的理想主义的假面具——假面舞会结束了，露出魔鬼的狰狞，当毛泽东在一群小情人的扶持下，步履蹒跚地走入死亡时，虽然对中国还保持着神的威慑力，却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失去神的荣耀。而毛泽东共产主义之神的神格破产，直接导致中共极权的政治道德的破产。
政治道德的危机为良知进入历史创造出机会；胡耀邦就成为良知的人格象征。胡耀邦是中共内部的人道主义的奇迹。他的政治存在造就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将近十年的思想自由期。虽然极权铁幕依然遮蔽苍天大地，可是，胡耀邦在铁幕上凿出的裂痕，已经足以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的春风，沛然涌入；中国文化复兴的意志也不愿辜负思想的春天，而如荒漠上骷髅眼眶黑洞中盛开的野花，迎风摇曳。
中共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不过，中共又异化为超越任何个人的独立的政治生命体；对人的精神实施绝对政治控制，则是决定这个政治生命体天性的魔鬼之魂。任何违背其天性的个人，即便已经踏上中共体系的金字塔之巅，也会被它吞噬。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受到整肃。中共依据其极权政治天性，不仅否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意志，也否定了它进行自我政治改良的可能性。天安门事件，血漫古都北京的夜空；历史以大学生英俊秀丽的生命，为中国的良知胡耀邦作悲怆之祭。
称邓小平为中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乃是庸人学者中流行的思想时尚。然而，美女模特肉体流溢出的时尚，会浅薄而又艶丽，庸人学者的思想时尚却只有浅薄，没有艶丽。“文化大革命”之后初期的改革，实质上是由中共内部的良知人士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代表人物为胡耀邦，或者还有赵紫阳；初期的改革无论经济领域的，还是思想领域的，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改良的意向。
政治改良之梦魂断六 . 四大屠杀。天安门血案才是邓小平时代的真正起点；以浴血的罪恶为起点的时代，必定坚守罪恶的时代主题。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实用主义的措施，将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强化极权专制的政治思想统治，以及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这便是邓小平用屠刀在“六 . 四”血碑上刻出的时代政治主题。
天安门大屠杀再次使中共极权陷于政治道德的深刻危机中；同时，学生的血也书写出对邓小平的反人类重罪的判决。极权专制是邓小平及其家族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唯一支点，所以，引领中共走出政治道德危机，就成为同邓小平个人利益生死攸关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罪犯犯罪后的主要心理冲动，便在思考如何于毁灭证据。这也是邓小平实施大屠杀后的主要精神焦虑之一。
邓小平，一个俗气入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一个相信人性丑陋并洞悉人性致命弱点的阴险而精明的老政客，在血雨腥风还没有消散之际，便果决地作出有一箭双雕之效的国策。这项国策的生命哲学意涵，可以一言以蔽之：纵容十五亿中国人的心灵在沸腾的物欲中彻底腐烂；同时，打开国门，让心灵腐烂的效应，作用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追求物性贪欲一旦成为人类的共识，国际社会就不会再对中共极权的合法性进行正义的追问，因为，关心正义是理想主义者的事，而且只是；心灵腐烂于物欲，中国人就沦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只有道德意识丰饶的心，才会记住独裁者的罪恶，并时刻准备为受害者申张正义。
邓小平知道，让中国人的心灵腐烂是他的家族和中共极权免于末日审判的唯一之途。为此，他设计出可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二十馀年来，这种极度腐败的权力操控的市场经济，成为引诱中国社会全面堕落的教唆犯；中国人除了没有属于自由人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之外，获得了在物欲中腐烂的一切自由。中共又利用开放政策的杠杆，使物欲的洪流涌向世界。
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一方面通过权钱交易，同奸商形成贪腐的共犯结构，另一方面用物性贪欲的允诺，彻底收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于是，社会上最具罪恶能量的三种力量，即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结成神圣同盟，共同托起一种谋杀道德、物欲横流的生活方式。这种腐烂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极权专制的最堕落最卑鄙的形态，即政治黑手党化和秘密警察统治。
毛泽东用计划经济维护极权，邓小平用权贵市场经济挽救极权，以及这两种经济模式引发的不同社会效应，构成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分界。计划经济需要依靠中共政治道德对社会的普遍欺骗能力。邓小平转换经济模式，是因为中共政治道德的骗局已经被命运彻底撕碎，而权贵市场经济的动力在于泯灭道德天良的贪欲。所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只表述中共政治道德基础的崩溃，而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政治意志的改变。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改变了很多。但是，魔鬼对中国命运的诅咒并没有改变：中国人仍然是中共的政治奴隶和精神的亡国奴；中共实施的仍然是从心灵到社会的绝对政治控制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国家权力的中共权贵阶层私有化。
中国命运的外形变了，但是，灵魂却依旧属于中世纪的黑暗。从魔鬼的灵魂深处，从布满古老血锈的千年黑暗中伸展出的宿命，将继续把中国带向大劫难的苦痛和末日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