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良贷款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银监会日前召开了2013年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对下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及监管作出了部署，其中提出，要关注不良贷款，提高监管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资产质量的真实性，加强风险处置。

中国经济运行正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目前，各大商业银行对投放信贷都有很高的积极性，而商业银行一直承受着沉重的存款压力，在货币政策执行方向依然体现为从紧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做大贷款来对冲为存款支付的利息，商业银行的创利能力将出现下降。

为追求做大放贷业务，一些银行难免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贷款数量的上升，导致有些贷款无法正常回笼。在这种状况下，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加强不良贷款监控，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银监会在向商业银行提出严控不良贷款要求的同时，又提出，要优化信贷结构，不断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具体来说，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支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合理信贷资金需求，强化小微企业、“三农”金融服务，等等。

一方面要严控不良贷款，一方面又要对某些领域加强信贷支持，银监会向商业银行提出的这两个要求，从大道理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充满矛盾。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银监会提出严控不良贷款，这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的，因为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确实在增长。根据银监会今年3月1日披露的官方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反弹，达4929亿元。

就中国银行业的现有规模来看，不到5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尚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不良贷款的来源，却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今年1月14日，在银监会召开的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曾明确表示，银行业前几年贷款高增长带来的问题可能在今后几年逐步显现，具体表现在违约风险加大，部分领域、部分地区、部分机构的不良贷款苗头已经出现。在这次会议上，银监会明确指出，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是信贷风险爆发的高危领域。

显而易见，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前几年政策面上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信贷力度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国家为了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侵袭，将货币政策改为适度从宽，这应该说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选择，为了让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增加流动性的润滑性，以此来支持实体经济是有必要的。

但是，在国家提出4万亿投资大单以后，无论是央行还是银监会，都向商业银行提出了加大信贷对企业支持的要求，如果我们没有健忘的话，当时的商业银行如果在信贷上表现得抠门，已经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而钢贸、船舶、光伏这些在今天已出现深重危机的行业，在当时则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商业银行投放信贷的重点目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当银监会提出严控不良贷款的时候，首先需要做的是厘清这些不良贷款的来源，并避免在未来重复昔日的错误。但是，银监会却又再度要求商业银行对某些领域加强信贷支持，这些领域当然不再是已经危机四伏的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而是换了一批对象，比如小微企业，又比如能够拉动内需的行业，总之是当下政策面上倾力扶持的目标。

但是，银监会目前提出的要求，与前几年要求银行信贷支持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的路径模式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要求商业银行成为政府某一时期经济调控重点的政策工具。

在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政府的“小金库”，在信贷投放上听命于政府的指令，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模式逐渐被抛弃，而国家为了解决商业银行积存的巨额不良贷款，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为它们兜底，才使商业银行得以轻装上阵。

但是，今天中国的银行尽管已经完成了商业化改造，但在经营上却仍然习惯于担当政府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政府为了保证经济指标的完成，需要银行不断地向一些投资项目投放信贷；另一方面，银行在多元化经营、多渠道创利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放弃对增收贷款利息的追求，而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在银行看来，无疑是优质的信贷对象。

这种互有需求的联系使银行与政府的纽带陷于“扯不清理还乱”的格局，银行难以抵御来自政府的要求，从而为不良贷款的增加埋下隐患。

商业银行必须对不良贷款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商业银行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运营环境，政府必须改变继续将商业银行当作信贷政策工具的做法。对于银监会来说，固然需要提醒商业银行严控不良贷款，但是在这同时，不能继续要求商业银行对某些行业、某些领域加大信贷支持，以此来作为对政府经济调控的配合。

如果商业银行在信贷上缺少独立自主的经营环境，那么，今天为配合政府要求而投放的信贷很可能在明天就成为商业银行的包袱，所谓严控不良贷款也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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