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民主党派如何成为花瓶似的摆设

打成行尸走肉的八个民主党派

在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中华大地有很多党派组织，具体有多少，难以估计，因为那时侯人们有结社的自由。体量够大而且能够被确认为有资格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十三个：

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中国民主建国会；5、中国民主促进会；6、中国农工民主党；7、中国人民救国会；8、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0、中国致公党；11、九三学社；12、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

我不知道有些党派是什么时候死亡的，但我知道后来能够存在的民主党派只有8个：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中国民主同盟；3、中国民主建国会；4、中国民主促进会；5、中国农工民主党；6、中国致公党；7、九三学社；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是幸存者。

1957年，毛泽东通过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把8个幸存的民主党派一个个打成行尸走肉，明面上看得见伤痕累累，暗地里连灵魂也没有了，这样一来，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只是让观众看见政治舞台上还有民主党派而已。

下面简单展示一下八个民主党派的伤痕。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得到消灭民主势力反右派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钦命保护，免除了个人当上右派分子的厄运，但是，李主席没法保护自己的部下。

据1958年10月底的统计，民革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2088人，占民革成员总数的12.7%，其中包括民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9人（占全体中央委员人数的22.3%），民革中央团结委员63人（占全体团结委员总数的27.4%），省、直辖市民革委员会委员174人（占省、直辖市民革领导成员总数的26.2%）。如此众多的领导骨干和成员被划为右派，使民革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大为削弱，在反右派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工作基本陷于瘫痪。而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右派”进行复查的结果，除几个人曾说过一些错话外，全部都是无辜被错划的。[2]

2、中国民主同盟；

毛泽东直接命令打倒了由他亲自捏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章罗同盟”，其实也就打倒了中国民主同盟。据民盟1958年1月的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的35%；各省市主委、副主委30人，占30%；县分部主委76人，占32%。而据1960年1月民盟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4450人，在全盟员中所占比例就更大了，达到13.8%。[3]

3、中国民主建国会

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有26332人。民建中央委员中有28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占民建中央委员总数154人的18.2%；民建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47人，约占当时民建成员总数24156的13%。[4]

4、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眼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露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阴谋家本相，惊恐之下堕落了，根据毛泽东捏造的“章罗同盟”及其性质，见风使舵地对章伯钧、罗隆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中国民主促进会9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0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副主席林汉达。马叙伦的女婿、时任民进北京市委常委的寿墨卿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5]

5、中国农工民主党；

章伯钧任主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党七千多党员，1265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了总数的1/6。其他民主党派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严重打击。[6]

6、中国致公党

1957年反右前，全党人数600多人。致公党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4人，约占致公党成员的5.5％。[7]

7、九三学社：

1957年夏季，九三学社社员有6225人。有400余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九三学社的性质被规定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政党”，社的任务是“帮助社员进行根本改造”。[8]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销台盟主席职务，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了人大代表资格。全盟有数十人被打成右派分子。[9]

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

1926年7月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清党反共的政变。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七一五分共，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完全破裂。此前一心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受到党内的指责，靠边站了。郁闷的陈独秀，写了一首四言诗，入木三分地讽刺无情清除共产党的国民党，12月6日发表在《上海工人》双日刊上面，这就是《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10]

……

从1957年7月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中国大陆地区就开始进入除了中国共产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泛滥的毛帝王新时代——共和国时代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全面消失，“以党治国”的放屁胡说疯行；“党化教育”这种专制余毒长期发作。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为了说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的合理性，毛泽东于8月12日说出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这读起来顺畅的四句十六字，自然又成了毛泽东诗词的一部分。我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看见了这首诗词，名字为《四言韵语·党外党内》[12]。

综上所述，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掌权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都认同“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党外无党毛帝王新时代，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空前巨大的全方位伤害。

毛泽东一人专政

1968年12月，挂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召开了，通过了已经由毛泽东批准的、由江青操纵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刑讯逼供的材料和伪证材料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没有上台面）；并“一致通过决议”“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的铲除异己的行动盖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图章”。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距离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接近十三年，这是很不正常的。通过中共九大，毛泽东的独裁地位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九大会议自始至终充满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

二、毛泽东的妻子、旗手、走狗江青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是九大结束的时候，她跨过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个殿堂，坐火箭直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得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政治地位。

三、把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没有理智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这是人类政党党章、帮会帮规中难得一见的奇文。一般而言，党章、帮规只定原则，不定具体的事情，谁当党主、帮主这样具体的事情不写入党章、帮规。当然了，“盖我即宇宙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独裁者毛泽东就是不一样。九大党章还取消了中共党员的权利，这样中共党员就名实相符地成为奇怪政党（奇怪帮会）成员的身份，惟命是听、惟命是从于党主（帮主）毛泽东、副党主（副帮主）林彪。

毛泽东的一人专政独裁大厦正式建成，从此名正言顺过上了“我即党也”、“我即国家也”的超级独裁者的生活，充分享受“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五界超人生活，美乎哉。无论是神界的上帝，鬼界的阎罗，佛界的释迦牟尼，仙界的元始天尊，还是人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统统被毛泽东扫到地上随意践踏。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摧毁瘫痪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称呼他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就明显是假的了，后来按照毛氏50字建党理论重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参见本书11.5《毛泽东的50字建党方针》），从人员组成到灵魂已经是另一个党派了。从上述1969年九大的怪状，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与1956年八大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的新党派。

在毛泽东统治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一切凭票购买。2006年9月，鄙人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参观了两天，买了《建川博物馆聚落》一书，该书在《“文革”票证艺术馆》里介绍：“本馆藏有五十万件以上的票证，达上万个品种。”“粮、油、布、棉、肉这些基本的票证不足为奇，可是婴儿糖票、产妇蛋票、卫生纸票、缝纫针票、干屎票、清尿票、夜壶票、月经带票……会让你张开嘴巴合不上的。”由于布票额度太少，几亿中国人穿新衣服的机会微乎其微，穿旧衣、打补丁是常态。有爱美人士发明了只有领子的假领、只有袖子的假袖，穿进外衣里面确实外观上好了很多，因而风行一时。

假领、假袖、假领袖，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特殊事物，都曾经真实地在毛泽东时代风光过，正好可以写成一副有趣的对联：

假领假袖假领袖

真事真实真事实

注：

[1]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