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第一联记(图)
官方出版“暴乱纪实”，开篇就说四月十五日北大有人首先贴出煽动反革命暴乱的挽联“一人为天下忧，天下为一人悼”⋯⋯是我写的。这联已经成为八九伟大运动的见证。
何哲为美国收藏者书写八九民运第一联。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一时半，我为胡耀邦含冤而死抱不平，愤而作八九民运第一联，贴于北大三角地。“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2012 年重写于纽约。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有这样一段文字：“从十五日深夜起，北京主要大学的校园，大批学生、教师张贴出悼念胡耀邦的诗文、对联。北京大学三角地有人率先贴出‘一人为天下忧，天下为一人悼’的挽联，又出现措辞强烈为胡耀邦抱不平的标语如‘死错了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批学生连署要求中共公开澄清胡耀邦被迫辞职的事，并重新评估其历史成就。各大学开始出现抨击中共政权腐败现象的大字报，吸引大批学生、民众聚集阅读、抄写⋯⋯”
我写悼念胡耀邦第一联的经过
报导提到的“一人为天下忧，天下为一人悼”挽联是我亲笔写的，准确时间不是十五日深夜，而是下午一点半。那天，我在北大第一学生食堂吃完午饭，回宿舍路上得知胡耀邦在当天早上去世了。胡耀邦在我心目中是共产党员中罕见的一个好人，他做过给大批受政治迫害者平反昭雪的善事，但他遭到反动派贬谪。我为他含冤而死抱不平，回到北大学生宿舍四十七楼三○一三室，向下铺同学赵北溟要了两张稿纸，用胶水粘成一张，用毛笔写下“一人为天下忧，天下为一人悼”，署名“作家班”。然后约北溟一起来到三角地，贴在北起第二块宣传栏上。当天下午没课，我贴完挽联，骑自行车回月坛西街家里取了些生活用品，傍晚时返回北大，见作家班同学们挤在张伯笠的宿舍里喝彩。进去一看，伯笠正在口占一幅悼念胡耀邦的长联：“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呼一更，唤一更，聒碎民心志未成，夜深望明灯”。老朱蹲在地上挥着一管大毛笔在白纸上书写。老朱是小说家，书法、绘画功夫皆了得，每写出一个遒劲大字，便有同学喝彩。这幅挽联面积很大，从楼上挂到楼下，在当时北大众多挽联里最醒目，我写的那幅挽联不及其一个字大。
到了深夜，一如《苹果日报》和众多媒体所述，北大贴出的挽联已有很多。各媒体都是在干柴已经燃起烈火的情况下才闻讯赶到北大校园采访报导的，并不晓得第一颗火星是何时迸发的，所以才有了报导上的偏差。
学运从头到尾贯穿义愤自发四字
如同五四运动一样，八九民运也从北大发源，从一开始就无人操纵，纯粹出于学生义愤自发。其后有新华门前上千人静坐请愿、数十万人九次大游行、三千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百万北京市民学生堵截戒严部队的坦克军车、六月三日夜九点到四日，上百万北京市民和学生抵抗二十万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大屠杀，所有这些统统都是学生和市民的义愤自发行为，并无任何人幕后操纵。期间成立的学生组织、知识分子组织、工人组织，只不过都是学生自发行为推动的产物，而非幕后操纵力量，因果关系不容颠倒。我是八九民运第一联的作者，整场民主运动从头参加到尾，对义愤自发四个字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不强调义愤自发四字，便没有任何基础如实记载和评论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
到了一九九○年九月，我已从北大作家班毕业，有一次去西安出差，候车时在书摊上买了本杂志，整本都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写的文章，黑色大标题“平息反革命暴乱纪实”，开篇就说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大有人首先贴出煽动反革命暴乱的挽联“一人为天下忧，天下为一人悼”，云云。我看了，心想：“你们这帮流氓土匪！胡编乱写，我什么时候煽动反革命暴乱了？胡耀邦主张走共和民主路，他有什么错？他被党棍整死，赵紫阳循着胡耀邦路线走，党棍们竟然发动军事政变，屠杀学生市民，颠覆了赵紫阳的地位，篡夺了他的最高领导权，反过来却把反革命暴乱罪名安在我们老百姓头上，岂有此理！”看完，顺手把这本狗屁杂志扔进垃圾桶。
赵紫阳录音正确回答三个问题
赵紫阳被囚禁了十六年，二○○五年含冤逝世，他生前留下录音说：“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六四这场悲剧三年多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了少部分人逃出国，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第一，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什么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多数人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份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是六四，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了，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和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很容易引起共鸣的一个热点。当时他们如果有意识跟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拿来利用呢？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可见学生们知道，这个物价问题涉及到改革问题，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实际上可不是这种情况。第三，将六四定性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
我在网上听到了赵紫阳的生前录音，觉得老赵说得对，说到要点上去了。确实，就算马列毛纳粹派上天入地，把全国十三亿人都抓起来严刑拷打，也绝对找不到那个有计划、有预谋反党的所谓领导，我是一介书生，写八九民运第一联的时候，赵紫阳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王丹、吾尔开希、柴玲。说党内有黑手，学潮有领导，纯属为了镇压民主、剥夺民权而捏造事实。
事过二十多年，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如今，我用毛笔写在宣纸条幅和扇面上的八九民运第一联已成了世人的收藏品。作为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的见证物，八九民运第一联有不可替代的收藏价值，它是中国民运文化的一部分。
何哲二○一二年夏写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