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子女留“良田” 在日华人拒绝“啃老族”(图)

【看中国2013年12月15日讯】最近，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全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无论从日本总人口中领取低保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在日人数排前几位的外国人族群来看，中国人领取低保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从统计数字看，在日中国人可算一个自立性较强的族群，他们对低保的依赖性很小。长期在日居住的华人，经过多年打拼，一般经济上都能自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走进富裕层，属于日本社会的“中流”。他们不仅自己自强不息，而且教育子女也和国内不同，努力培养子女的自立精神。无疑，与国内同龄家长相比，在日华人拒绝“啃老族”的倾向明显。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华人老杨有一个女儿。中国人多为独生子女，当然都特别疼爱，但是在日生活的多年经验使老杨懂得，日本的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需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养活自己和家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还能有余力帮助被人那就更不容易。虽然华人经过在日本的打拼，大多在经济上还过得去，娇惯一个女儿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家庭中可以是宽松的，而社会却是严峻的，在家里受到娇惯，到社会上则难以自立，对于子女，与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女儿在没走向社会时就培养出自食其力的能力和遵守社会的规则的习惯，对女儿今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老杨经常对女儿说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人生“四个管理”。

一是健康管理。人生健康第一，一切事情如果和维持健康发生矛盾，都应该以维持健康为第一选项。健康管理包括作息时间的相对固定化，体育锻炼的经常化和健康检查的定期化等。健康是数字中的“1”，其他的一切，诸如金钱、地位、才能等都是“1”后面的“0”，有了“1”，后面的一系列的“0”才有意义，没有健康这个“1”，后面的一切“0”都没有意义。

第二是时间管理。不能有效地利用时间，人生与成功无缘。时间不像金钱，对相同寿命的人都是平等的。具体地说，就是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的事一定按时完成，无论学业还是工作。在时间的分配上要分出“必要时间”和“非必要时间”，“必要时间”包括必要的休息时间和对社会、学校、以及家庭中规定的自己有义务完成的事情所分配的时间；“非必要时间”，就是除去必要的休息时间和完成必须做的事之后的剩余时间，可以用来充实自己和娱乐。在分配时间时，“必要时间”的分配必须优先。如果时间的分配以自己想做的事，以娱乐活动为中心，就会负许多“任务债”，有时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不等不侵占休息时间，甚至损害身体。因此首先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然后再娱乐，那才能真正地享受没有负担的娱乐，没有后顾之忧的娱乐和有益于健康的娱乐。

第三就是金钱管理。这也和时间管理一样，分“必须付出的金钱”和“非必须付出的金钱”，“必须付出的金钱”金钱包括公共费用(必要的饮食、水电、电话、学费等)，在分配金钱时，“必须付出的金钱”优先，和时间管理的说法相反，就是到一定时间之前不可花光的金钱一定不要花光。现代社会一般温饱是没有问题，钱不够花的人，一般都是不善于计划。节约其实是一种艺术，就像卡路里吃多了一定会肥胖一样，超出真正的需求去使用金钱，人生一定会多出许多赘肉一样的生理和心理的累赘，节约也是维持身心健康的一种艺术。一般来讲，金钱总也不够用的人，时间也总不够用，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地发挥出金钱和时间的真正的价值。

人必须克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寒号鸟”性格，一定要为自己的明天留出金钱上的余裕，没有维持自己生活基本消费的金钱，也就没有尊严，“吃饭大如天”,自己必须能养活自己并要承担社会义务，如果再有金钱上的余裕，还应该去帮助别人，这样才能成为有尊严的人。

第四就是感情管理。日本是一个尊重诚实和规则的社会。“百计不如一城”，对人有诚信,才能有信用。说过的话,答应的事，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守时守约。而社会的规则与法律，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识，一定尽量遵守。尽量说真话，虽然没有人能做到一句谎都不说，但是要尽量诚实，有诚才能有信，将来才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

老杨觉得，教给女儿这些，并督促她尽量做到，就是“授之以渔”。日本政界元老小泽一郎曾经感叹动物对自己的后代的做法要比人更明智。一般动物在幼小而需要保护的时候，作为父母的成年动物就是拼着命也要保护，就是一只狼来了，一只老母鸡也会拼着命保护自己的鸡雏；但是一旦小动物长大，再来纠缠父母，一定会被父母赶走。而人在这一点上被异化，有的父母欺负和虐待自己幼小的子女，不尽扶养和教育的义务；而有的父母在孩子成年以后还娇生惯养，使他们永远无法自立。

老杨对此深有同感，虽然女儿还在上大学，但是她和女儿约定:可以在家里吃住，学费也由家里出，但是自己的穿着、电话费、零用钱都需自己打工去赚，这不是家长付不出，而是要女儿体验社会，为自食其力做准备。

老杨还注意督促女儿遵守社会规则。女儿有时回来很晚，就把自行车停在楼下，但是按照楼房管理的要求，需要放在楼后面的停车场里。因此老杨不论女儿回来多晚，一定要求女儿把自行车送到停车厂，如果发现女儿没有照办，就是睡下了也要起来把车送去。老杨常对女儿说，在日本的车站等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的景象，那就是人们在乘电动滚梯时，自动靠左边排成一排，而将右边的部分空出，以便着急赶时间的人能快步从空出来的右侧顺利通过，如果左边全部站满，一般人们也不会去“占领”右侧空出来的部分，而是排电动滚梯的下面，等着在左边乘入。这是极其遵守规则的日本人创造的动人的景观，它带来的结果就是通行的流畅—疲劳而不需要赶时间的人可以悠哉悠哉地等着乘滚梯，而要赶时间的人可以通行无阻，而这种流畅来源人们对约定俗成而不是强制的规则的遵守。

华人李女士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儿子也是名牌大学毕业，在一家证券公司就职。孩子大了，希望自己出去单住，要自己买房。对于李女士来说，以自己的实力，给自己的孩子买一套房子，或者把自己现有的房子分给儿子一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如果她给儿子贷款买房，还可以节省公司的税金。

但是李女士觉得要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自立、奋斗的精神最重要。因此她和儿子说，你刚刚参加工作，可能买房付首付款有些困难，这个我们可以帮助你一些，但是分期付款要你自己承担，你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和预算了吗？如果做好了，你就去买，如果没有做好，就再等一个阶段。

儿子对母亲的建议很赞成，并说自己承担分期付款是没有问题的。儿子知道母亲很富有，但是他更知道日本社会中可以说没有一个“少爷”，整个社会拒绝“啃老族”。

健康“三观”源于良好社会环境

华人宋飞的儿子宋朝阳7岁时跟随父母来日，说起来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朝阳来日时读小学一年级，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的完整的系统教育都是在日本完成的。

宋朝阳生活在日本社会环境、接受了日本式教育、周围的同学和朋友都是日本人，他自然也与大多数日本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到大基本没有在生活、学习、工作上靠父母的想法。一方面，华人来到日本的异国他乡拼搏打天下，一切从零开始，跟日本人相比最大的缺失和落差就是缺乏人脉积累，不像国内的父母为了孩子的考学和工作可以寻找一切机会、调动任何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社会风气比较规范，无论是考学、求职、求医、看病、购房，都是按部就班，都有先来后到，打招呼加塞儿之类为社会公德所不容，破坏社会秩序更是可耻的，这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华人父母缺少社会人脉的压力。正因为如此，宋朝阳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立性。

在大学毕业前的找工作阶段，宋朝阳自己看招人广告，听求职讲座，投寄了十余份求职信，最后落实在日本最大的人才公司从事技术开发工作。进入公司后，新入社员先接受了半年的社内培训，从会社理念开始直到待人接物，都有讲解。父母明显感到儿子有变化，顺利完成了从大学生向社会人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似乎没有替儿子操太大的心，反而有了省心省力的感觉，与国内朋友同事为儿女升学求职所付出的忧虑和辛劳相比，颇有霄壤之别。

宋飞夫妇来日近20年，已经安居乐业，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盘。不过即使这样，儿子在大学两年级的时候就去便利店打工了。有家里接济，学习生活两无忧，为什么要去打工呢？儿子说身边的同学都利用假期去打工，自己也想试一试。宋飞夫妇觉得，无论讲多少口头道理，都不及环境的影响大，要让孩子养成健康的“三观”，融入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利莫大焉。刚开始打工还有些疲惫，但干一段时间就上瘾了，宋朝阳的勤工俭学贯穿了整个大学生涯，既积累了社会经验，也减轻了父母的经济负担—与国内大城市里的同龄大学生相比，这可能属凤毛麟角，但在日本却很普遍，是不可或缺的大学社会课程。

参加工作以后，宋朝阳暂时还住在家里，他主动提出每月给父母3万日元的伙食费。在日本年轻人的观念里，工作就意味着人生独立的开始，需要有独立的能力和独立的空间，因此大学毕业后离家外出租屋生活的年轻人为数不少。宋朝阳正在策划按照日本的方式，一个人搬出去独立生活，最近因为工作关系而每天需要从埼玉县赶到千叶县，单程两个小时的车程已经成为就近赁屋生活的重要理由。不过目前在家期间，朝阳还是给出了伙食费，这被视为一个人能自食其力的象征。父母虽然不缺这点钱，即使拿了孩子的钱也会替他存着，但他们认可朝阳的做法，认为孩子“不啃老”是一种值得鼓励的美德。

对于儿子主张要搬出去独立生活，父亲的观点是“顺其自然”：你要走，不会拉；你要留，不会赶。孩子独立后，今后的路都要靠他自己走，父母有能力时可以给些建议，帮些许小忙，但生活的大方向和大主意还得孩子自己拿，包括今后的结婚、购房等大事，父母不会大包大揽，因为日本没有这种风气，也不符合孩子长大成人后的自我心理期许。

没有刻意“护幼”的父母，就没有了善于“啃老”的子女—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都一样。不过，宋飞注意到日本也有“在宅一族”，不少人不学习不工作，光靠父母的老后年金生活，非常抑郁。相比之下，华侨华人的孩子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这与华人家庭崇尚积极的价值观和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宋飞说，来自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影响，使得华人孩子“三观”正、觉悟高、能力强。

不给子女留“良田”

横滨市华人吕秀芬家里有两个孩子，男孩小雄上大学，女孩小惠上高中，丈夫在日本的一流企业工作，年收近千万。自从小孩上中学起，一直做家庭主妇的吕秀芬也出外打工，在附近的店里工作几个小时，家庭年收千万，在日本算得安康生活。现在有房有车有存款，但夫妻二人却一致认为，不必留财产给小孩。

吕秀芬告诉记者，带着中国人的思维，以前也觉得要给小孩留下点财产，并且还设想了如何安排，如何分配。但自己经历了遗产纠纷，加上回国看到家里亲戚的亲子关系，就感到他们活得很辛苦，加上看到一些世界名流都不给孩子留财产，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庆祝50岁生日时宣布，他的数百亿美元财富将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

2年前，吕秀芳的母亲病重，她几次回上海照看，母亲又老又病，说话经常不记得前言后语。有一次拉着吕秀芳的手，说有10万人民币放在了南京的亲戚那里，是之前借钱给亲戚投资以后还未收回的款项，母亲说，这笔钱就给你了，你去收回吧。

吕秀芳想这是母亲的心意，也是笔整数钱，就想着去收回，不料老母亲在病中说话已有些糊涂，一转身又对秀芬的姐姐也说了同样的话。二人一商量，就决定平分了算了，但一问南京的姨妈，说那钱早就给你妈了。

吕秀芳说，本来回去就是尽孝照顾母亲，但一经说起这钱，最后和姨妈之间，甚至姐妹之间都有一丝尴尬。

而每年回国探亲时，秀芬听到的话题都是“买房子”，尤其是家里有儿子，孩子还在上小学，大人已经要考虑存钱买房子以后娶媳妇了。吕秀芳说回国总是感到格格不入，好像大家打拼一生就为了给下一代买房子。

考虑到自己有两个孩子，本来兄妹感情挺好，万一因为财产而产生芥蒂，那就是本末倒置，反而丢失了最宝贵的手足之情。所以，吕秀芳坚定地对记者说，坚决要按照日本那句谚语：不给子女留“良田”。因为有了良田，耕耘起来不吃力，但耕着耕着良田就消耗了，就需要施肥和耕种，反不如让孩子从荒地开垦，将荒地经过自己的辛勤耕耘而改造成良田，那才是人生丰厚的收获。又比如林则徐也生平不置恒产，有人劝他积些钱财，使子孙将来生活不致困苦，林则徐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他的意思是，如果子女像我这样自己有能力，那就自己能过上好日子，何必父母给他留钱。如果子女不如我的能力，给他留一笔钱，就学会了好吃懒做享受现成，等到坐吃山空了，更是一筹莫展，那么给子女留钱财反是害了他们。

吕秀芳的儿子小雄在大学学的是理科，做实验很忙，没时间打工，所以现在仍然是从家里拿零花钱，小惠上的高中是升学高中，校规里不允许打工。但家长已经对两个孩子说，一旦走上社会，就要出去自立生活，如果还要住在家里，每个月都要交房租和伙食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