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新闻自由难期，言论管制日苛
－－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写给中国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4年05月04日讯】5月3日为联合国设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日，2014年的主题是“媒体自由促进更美好的未来”，包含四点：庆祝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在全球范围探讨新闻的自由度；捍卫媒体的独立性；对在工作中献出了生命的记者们表示敬意。
这四个主题，每个都与中国相关，中国政府以自身管控媒体与互联网的所作所为，证明新闻自由的阳光还未照耀到这块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土。
中国仍是“新闻自由之敌”
每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都在提醒世界再度注意中国这个世界大国与现代政治文明之间的遥远距离。
第一，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仍然被中国政府时时践踏。至今，中国仍然存在宣传部这个以践踏新闻自由为工作要旨的党务部门，对中国媒体的定位仍然是“党的喉舌”、“宣传工具”这一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组织部门仍然掌控着媒体负责人的任命，并坚持着全世界最荒谬的媒体制度安排：按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给媒体定下行政等级并任命负责人。这种人事控制，使得媒体负责人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官员而非媒体业者，为保本人仕途通畅，自觉对媒体报道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最终成功地让“自律”成为中国媒体行业的重要行规。
第二，中国政府不仅是新闻自由之敌，更是互联网自由之敌。中国政府每年需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道德拷问，记者无疆界、自由之家、记者保护协会等以促进新闻自由为使命的NGO，每年都要公布新闻自由、互联网之敌的排名榜，中国政府每次都在榜单之上。以“自由之家”发布的《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为例，过去10年全球范围的新闻自由度均有所下降，但中国仍然排名179位，位列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此外，香港因政治压力增加，也由新闻自由地区降格为部分自由地区。自2007年以来，记者无疆界向全球发布“互联网之敌”名单，名单上的国家时有减少并有变化，只有中国一次不落地屡屡上榜，2013年记者无疆界组织发布《互联网之敌》报告，中国为五大互联网之敌（越南、叙利亚、伊朗、巴林）榜首。
第三，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囚禁记者和以言犯禁者最多的国度。尽管数量难以确知，但记者无疆界仍然在2013年《互联网之敌》报告指出，中国仍有30名记者和69名网民因发表新闻或信息被拘禁，数量居全球之首。
为了表彰中国那些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抗争的人士，记者无疆界发布“100位新闻自由英雄”名单，中国《新快报》记者刘虎、创办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黄琦、山西记者李建军、西藏僧人果洛晋美榜上有名。当然，为了中国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做出牺牲的远不止这几位。就在最近，原新闻记者高瑜失踪。高女士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象征，1989年之后，她被迫永远离开了她热爱的新闻事业，近年来只是接受外媒采访时或写文章时发表一些对时政的看法。即使如此，当局还是容不下她。我曾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专列一章“牺牲者墓园”，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一些因言获罪或被当局强行关闭的媒体列于其上（并不完整），这个“墓园”每年都在扩大，这些牺牲者的努力将化作滋润中国的点滴砂石，铺就中国通向新闻自由的道路。
管控互联网对中国造成的双重扭曲
从建立“金盾工程”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试图驯化互联网这一科技“巨龙”。整个驯化过程，与其说表明了中国当政者的思维与时俱进，不如说表明他们的思维停留在前互联网时代。
在前互联网时代，中共在控制传统媒体方面积有多年经验，主要是三种方式配套：人事管控兼政治培训，以保证媒体从业者政治上可靠；业务管理上，是媒体自律与事后审读、审听、审看制度相结合；卡住违规者的胃，即对少数“违规者”采取解雇、列入黑名单不再雇用等。
真正的麻烦与挑战来自互联网。直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技术还在发展，中国政府管制互联网的投入还在继续。管制互联网的政治目标，与管制传统媒体一致，都是要消除政府不愿意听到的声音。但由于两类媒体性质完全不同，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对传统媒体的管控，中共操作起来驾轻就熟，运作成本较低。但对互联网的管控，其方法需要随着互联网服务品种增加而时时更新，实时监控的措施也更严密，比如微博的及时删帖，定点监控重点用户（微博大V与活跃者），都需要增加大量人手。
中国在管控互联网方面，堪称为世界互联网发展史做出独一无二的巨大“贡献”。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像中国政府一样，不吝巨资投入以控制互联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将控制互联网发展成一个容纳几百万人就业的新兴产业。说几百万人并非夸张，有以下数据为证：2013年10月3日，新华网发表文章“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称“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诞生于2008年，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青妇等类）职能机构。其工作范围与网络评论员（即“五毛”）不同，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
“网络舆情分析师”只是管控互联网这一新兴职业当中的一个分支，其余为外界熟知的还有各地政府部门与宣传机构及官方媒体聘请的网络评论员（“五毛”），其总数应该也在百万上下。这些职业群体与专为中国控制网络提供技术的科技研究者一道，都是中国特有的为政府控制互联网服务的职业群体。向这些群体付费购买服务的买家主要是党政事业机构，因此，这些职业群体不创造价值，只消耗价值，他们的生存依赖于政府财政，即纳税人交纳的税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长期从事这类工作，必须认同中国政府控制媒体那套与人权、民主、新闻自由为敌的价值理念。如果这些人对普世价值有粗浅认识，这种职业将养成他们的双重人格；如果这几百万人认同中国专制政府的做法与反民主价值观，他们将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阻力。
我曾说过，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多年，对这个国家造成的最大危害不在于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也不在于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甚至也不是历次罪恶的政治运动，诸罪之首应推两件事，一是对中国土地、江河湖海及空气的全面污染，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二是为了维护统治而采取的思想驯化及由此造成的道德崩坏，食品生产中那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机制是最好证明。这两者都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中国政府的新闻管制所扭曲的一切，只是在为中国人道德体系的崩坏增砖加瓦而已。
世界文明的进化史表明，民主化的第一步必自新闻自由开始，中国也无法超越这一规律。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与前媒体人，我谨借此文表达一点卑微愿望：希望新闻自由尽快成为中国的现实。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