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的两次苦难经历(图)
【看中国2014年06月26日讯】一、反 右
我从部队转业，教了三年小学，一九五五年进入四川开县中学当教师。
一九五七年初副校长唐巨星从成都开会回来，向全体教师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加以修改，公开发表时题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指出“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争议”。我不由出自内心敬佩毛泽东的伟大，我感到“毛泽东真像一座高耸入云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中国的前途，照亮了革命的道路。”
开中党支部书记廖化坚两次动员我给共产党提意见。开县县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县委书记王煜山说：“我以党性担保，绝不打击报复。毛主席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难道连毛主席的话也不相信？”
开中鸣放座谈会上，我就农业合作化不要强迫农民入社，就开中发展党员要全面考察,开县文教科官僚作风等问题，提了三条意见。七月中旬反右运动中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我诬蔑合作化运动，挑拨党群关系，反对共产党。
十月处分下达，我被撤去教师职务降为勤务人员，发生活费20元。
一九五八年三月发放到边远山区岩水劳动改造，在农村劳动了五个月。九月，全民大炼钢铁，全县在岩水区各乡劳动的右派全部转到白泉乡蔡弯运输铁矿。从此，更大的苦难降临到我们这些右派的头上。白泉乡是岩水最高最穷最偏远的地方。距我们所在的麻柳大队一百二十余里。接到通知大约上午九点，限定次日中午以前赶到蔡弯。麻柳大队劳动的右派共有8人。征调的还有全区各乡农民。去蔡弯路上的人络绎不绝。纷纷传说蔡弯发现了大铁矿，藏量十数亿吨。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路上已经行人稀少，民工都走在了前头，麻柳的8个右派也都各自走散。我挑着一口小箱子和一个被盖卷落在了后头。饥饿疲倦的我拖着脚勉强前行。路边做活的农民提醒我：“走快点，天一黑，过不了猴攀岩。”我努力加快脚步。
穿过一片树林，突然眼前一空，面临一座山谷，两山相距三五百丈。岩下河水发出吼声。日头西斜，阳光照到的地方峭壁削立。下半山谷阴雾迷蒙，看不到谷底。一条独路，呈“之”字形，三五丈一个拐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曲折下行，坡度在45度以上。路宽二尺左右而且很不平整。前面有人陆续下走。挑着行李磕磕绊绊是不行的。我把木箱被盖绑在一起，背在背上，将心一横，向下走去。靠紧岩壁，抓住小树、小草，扣住岩缝。一步一步慢慢走下。不敢看一眼悬空的一面。下行三五十丈，紧张的心情刚刚放松一点，突然从下面传来“啊——”一声惊叫，接着听到“碰——！碰——碰！”连响数声。立马有人喊道：“摔死人了！摔死人了！”我心脏紧缩，头皮发麻，一下坐在石梯上面。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样走到岩底的。到我淌着齐腰深湍急的河水走过河去时，天色已接近黄昏。
几天之后才听说摔下岩去被河水冲走的人，也是一个发放到岩水劳动的右派。据说姓赵，在县联社工作，又说是县工会的人员。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是第一个死在岩水区的右派。
蔡弯运矿，最后是一场闹剧。一下子集中几千人去蔡弯挖矿运矿，首先是生活严重困难。这里地广人稀，没有住处。几户人家，茅草房檐下都住满了人。虽然搭了几十个竹棚，仍然容纳不了。好些民工住在岩洞之中。没有粮食，缺乏锅灶，每人每餐只能吃一碗半生不熟的红苕。没有开水，就在山沟捧水解渴。根本没有道路，又加连日阴雨，凡能通人的地里都践踏成稀泥烂洞。通向外界的只有猴攀岩一条险陡的独路，铁矿运不出去，也无处储藏，堆放在山谷当中。民工由四方调来，缺乏组织，一片混乱。劳动却催促得紧，各个山头站着监督哨岗，手持话筒不断喝斥：“不准打站，不准偷懒！”虽才九月下旬，气温不断下降，有时飘起雪花来。绝大多数民工没有棉被，衣服破烂单薄，难以遮体。饥饿，寒冷，劳累，病倒不少的人，没有医生，没有药品，进入蔡弯不过半月开始死人。怨声四起，部分民工，拒绝出工，几个干部无可奈何。听说到撤出蔡弯时，不过一个月，死了六七个人。我知道的麻柳大队一个姓谢的五十岁的老农就死在蔡弯。
我大病一场，高烧三天，幸免于死。
十月，下令撤出蔡弯，许多人因而能够生还。原来挖出的铁矿品质太差，无法炼铁。不仅劳民伤财，好几个农民搭上了生命。政府行为，为何这样草率？
我转移到岩水区所辖花梨铁厂继续劳动，转去的右派共三十三人。花梨铁厂厂址原先是一座庙宇，条件比蔡弯好，起码有房屋可住。三十三个右派全部分到运输车间。每月粮食供应四十五斤，基本可以吃饱。但管理非常严格。指定一个姓郑的右派作为组长，每个右派分配了定额任务。运输方式分两种，推鸡公车和肩挑。山路肩挑，挑到公路用鸡公车推。我的定额每日280斤。两种方式同时运用，先从山上把黑炭或矿石运到公路装车，必须往返三次，三挑才能装满一车。三天一结账，完不成任务受严厉处罚，扣饭，罚跪，挨打。
三座高炉日夜燃烧。全厂运输工人三百多人。起先不很吃紧，不久粮食供应减少，45斤——40斤——35斤——28斤。肉食没有，蔬菜没有。每日往返少则七八十里，多则百余里。大雨，小雨，打霜，降雪，不得稍停，节日假日，年关春节一律取消。民工开始逃走人数日益增多，有时出工的民工不过二三十人。厂方无计可施。三座高炉的燃烧矿石每日消耗四五万斤。主要任务全部落在三十多个右派身上。
一九五九年，右派开始死人，而且连续不断
第一个，陈克相，念过金陵大学，开县初二中生物教师，平日不读书，不看报，不问时事。批判“储安平党天下”右派言论时，他开会迟到，学习组长问他对“党天下”有何看法，他连连点头：“是党天下，当然是党天下，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反成右派。
一日大雪纷纷，道路泥泞，天色已晚，又累又饿，他把鸡公车上的黑炭卸下二三十斤放在路边，准备次日运回。被右派组长郑XX举报，立即被吊起拷打，两只手腕神经断裂，生活无法自理，再被扣饭，命丧黄泉。
第二个，刘炎文，二十一岁，中专毕业分配来。过去身强力壮，进厂以后日渐消瘦，到一九五九年秋已十分衰弱，两次结账都未完成任务。又向农民买了几斤粮食，被认为是消极怠工，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斗争会上，遭扁担乱砍，倒地哀嚎，再被扣饭，十多天后死在床上。
第三个，王小寒，成都人，父母是大学教师，中专毕业。一九五六年分来开县农业局，一九五七年反成右派。高度近视，体态文弱，进厂以后积极劳动，受过表扬。一九五九年底已形销骨立。一日，大雪漫天、寒风怒吼，一早出工，从此未归。不知死在哪条小路，哪个山谷。死后，无人问过。年仅二十一岁。
华年嘉，蔡文渊、赵永秋、盛德俊……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好些倒死在路途之中。
我不愿挨打受辱，拼死命劳动。一九五九年冬小便尿血，腰部剧痛，终于倒在路上。
一九五九年底在岩水区诊所住院治疗。所谓治疗不过停止劳动，卧床休息。因为全诊所只有一个医生，一个农村姑娘充当护士。除了阿司匹林、头痛粉之类，没有其他药品。病号每月只供应口粮12斤。12斤中搭配豌豆五六斤。油无一滴，蔬菜没有。又病又饿，不是病死，也得饿死。
同病室三人都是花梨铁厂劳动的右派。一个叫杨纯，一个叫盛德俊。盛年近五十，原县工商联干部。什么病，怎样反成右派，不清楚。我刚进诊所他还能走动，逐渐不能起床，一九六〇年正月，一天早晨冰冷气绝，不知死在何时。通知单位，没有回音，家属联系不上，第五天下午才草草掩埋。死后更加干瘦，头部像个骷髅，一双赤脚伸在被外。盛德俊死后，杨纯搬去与炊事员同住，我精神不济，也无处可去。盛德俊与我床位相连，我成了他守尸的人。整日没有人来，除了林涛呼啸，听不到声音。相伴的只有盛德俊的一具尸体，与我抵足而眠五天四夜。第四天已开始发肿，并发散臭味。我仍无法逃避。我躺在床上，有时迷迷糊糊。很少思维活动，甚至不去思念亲人。我既没有了同情，也不害怕死人。仿佛成了一具尚有气息的尸体。我想人到了这种境地就会麻木不仁。
我以为必定死在岩水，埋骨异乡了。不料突然转机到来，中央命令停止大炼钢铁，铁厂还活着的十多个右派转移到县城附近白鹤公社红旗大队从事农业劳动。我得以绝处逢生。
二、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一年五月摘掉右派帽子，一九六一年底恢复工作。当时我除了穿的一身破旧的衣服，蚊帐铺被，一样俱无。添制铺被没有布票（一套铺被要布票三丈以上，每人每年只发三尺），也没购买的钱。到任何单位起码必须铺被一套。只得把我分到妻子所在的复兴公社小学附近的一所初中。一九六二年调温泉区中学，妻子调附近小学。
在温中，我既是教师也是勤杂人员，上两班语文课，还得兼管图书，抄文件，常常打钟摇铃。工资32元，低于其他教师一半以上。但形势逐步好转，物资日渐丰富。可算平静地过了四年。觉得生活有望，妻女一起，我感到满足。
一九六六年上学期开始批判“燕山夜话”，批判“三家村”，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山雨欲来风满楼，又将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我担心自己的命运，也为国家社会的前途担忧。我又安慰自己，我谨言慎行，兢兢业业地工作，心想应当平安无事。
那个时候，决定命运的不是自己。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又被打成黑帮分子，再次堕入苦难的深渊。
事出有因。在复兴初中阶段，一个姓陈的教师问到我在岩水区劳动右派死人及饿死农民的情况，我作了如实的回答。姓陈的教师教物理，一天集体劳动，休息时，他邀请我和另外一位教师到附近理化实验室休息。实验室里有一架座式收音机。他打开收音机，调台的时候，收到了台湾广播。杂音很大，只听到了“……大陆的同胞们……”几个字，发现是“敌台”（当时苏联、美国、台湾等广播电台统称敌台），立马把收音机关了。
这是四年前的事，此后与姓陈的教师也毫无联系，这些事也已淡忘。不想文化大革命中陈老师被揭发批斗，把我也牵扯进来。
大会斗，小会批，一连四十多天。吃饭，睡觉，上厕所被四个红卫兵押上押下。最残酷的折磨是逼迫我睡在学生用的三层木床上的顶层，在相距不足三尺的天花板上安装一盏40瓦的日光灯，通宵开灯，当时气温40度左右。日光灯灼热地烘烤全身，强烈的白光刺激眼睛。哪里还能睡觉，连呼吸也很困难。红卫兵说这是“用毛泽东思想照亮反动分子丑恶的灵魂”。我只得用浸湿的毛巾被覆盖全身勉强支撑。不到三个小时就被烘干。红卫兵轮番休息，我却整夜煎熬。白天还得挨批斗，写交代，这是一种酷刑。我迅速消瘦，神智恍惚。一次批斗会上一阵头晕，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
先是全县完中教师集中开县中学进行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九月返校继续闹革命。回到温泉中学，对我继续批斗，监督劳动。
我妻子所在小学与温泉中学相隔一个球场，已怀孕临产，我再三要求仍然不准回家，不准见面，不准通信。
十月四日早上，小学通知我妻已生产，出血过多，情况不好，让我立即回家。我向县委工作组姓崔的组长请假，答复是：“你又不是医生，回家有什么用！”我泪流满面，反复恳求，批准20分钟。而且强调：“不能超过20分。”我被红卫兵押着走进卧室，数月不见，一见之下妻一激动，立马休克，双目紧闭，不省人事。我手足失措，不知怎样是好。接生员慌忙抢救。几分钟后未见苏醒，我痛哭失声。红卫兵宣布20分钟已到。我哀求延长10分钟，等候妻子苏醒，不由分说，两个红卫兵架着我的两臂把我强拉出门。回头张望，妻满脸苍白，仰卧床上，不知死活。此时，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心如刀割”。
第二天，七八个红卫兵押解温中四个黑帮去温泉镇挑米，返校途中经过小学，绕道几步就是妻卧室的后墙。我趁机快步来到后墙窗下，撕开窗纸看见妻子躺在床上，孩子放在侧旁。喊了一声，妻刚答应，红卫兵追来大声呵斥，把我赶走。一句话都未说到，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见妻还活着，便是最大安慰。
一九六七年我被发放去温泉公社黄金大队挑水库，劳动强度大，旧病复发，腰痛剧烈，小便尿血。好在农民并不苛刻，虽然不准住院治疗，但可适当休息。心境较为平静。
一九六八年三月突然接到通知：“立马回校，交代问题，接受批斗”。这时工作组已经撤走，造反派掌权。回到学校，威胁逼迫，要我承认是地主阶级分子。我一九三八年十三岁离开开县，到外地读书。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学返开，从未经管过家事，如何成为地主？因我拒不承认，加大斗争火力，轮番上阵，日夜不停，斗我一天两晚。最后我才明白。造反派的根据是：在我档案中查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曾为地下党筹集经费稻谷一百担。由此判定我是地主阶级分子。我再被关押，强迫劳动。
一九三八年，我十三岁随舅舅到阆中读书。后离开舅舅到成都涪陵等地读书。一九四九年我考入梁漱溟主办的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转入相辉院文史系。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参加重庆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参加学生组织突兀学社。学社委托我主编小型刊物突兀日报，报道工人学生运动。一九四九年五月受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追捕逃回开县。六月与地下党员祁七中（原重庆重华学院学生）发生联系，参加地下党工作。八月祁七中受组织指派要我筹集经费。他告诉我有几个地下党员有暴露危险，必须尽快逃离开县，需钱至急。祁七中还说如果允许，可以公开说是为共产党筹款，解放后政府归还。我城中乡下日夜奔走，毫无门路。
我家原是开县富户，但父亲早逝，母亲哥哥吸食吗啡，迅速败落，已临完全破产，债主盈门。我返开后住在叔父肖光祖家中。正无计可施的时候，听说母亲卖掉了最后一份田土，卖了一千多担稻谷，刚刚成交。我知道母亲日夜颠倒，爱在白日睡觉，起床很晚。我打算去试一下有否筹钱的可能。早上母亲熟睡未醒，小皮箱并未上锁。打开有谷条数十张（当时地主卖谷都是开出谷条，买主凭条到佃户手中领谷，土地买卖都以谷条成交），我趁机抽出三张，共稻谷百担，立即交付祁七中作为党的经费。
这是母亲最后一份土地，她欠债很多，追逼很紧，我却偷走了百担谷条，当时深感内疚。不料现在却成了我的罪行与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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