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无耻的洋人》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
第六章
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
一九八九年，对生长在美国的犹太人库恩和被共产党绑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
一九八九年给库恩带来了红色商机，他第一次在中共官员的邀请下，踏上被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了四十年的中国。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抗议风暴，被剥夺了人权的中国人群起抗争，齐聚天安门广场要求与共产党对话。丧心病狂的共产党在世界的注视下用枪声回答了中国人质的心声。
这一年，中共在世人面前暴露了杀人不眨眼的凶相。十七岁的高中生蒋捷连与无数捍卫人权的中华儿女被共产党屠杀，对他们的家属而言，一九八九年是痛楚的开端。
“六四”屠杀发生后，中国人又一次悲壮大逃亡，这一次的共产难民主要由三代知识精英组成。对他们而言，一九八九年是流亡的开始。
三代人中的知名者有戈扬（一九一六－二零零九）、高行健和封从德。从一九八九年起，他们便被迫背井离乡，失去了归国探亲访友的人权，只因为他们发出了个人的声音。戈扬年轻时，被斯诺等骗入共产党，沦为红色笔杆子，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强行“劳改”二十一年。一九八九年再次被共产党迫害，从此流亡美国，客死他乡。
一九八九年开进北京的坦克把赵紫阳等良心未泯的中共高官赶下了台，压过无数血肉之躯之后，在欧美各国政府的谴责声中，把邪恶之首江泽民推向权力高峰，推到被势利之徒库恩崇拜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的中国精英要么被迫流亡，要么被捕入狱；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知识人则游说所在国的政府颁发“六四血卡”，让他们及非法偷渡到海外的数十万大陆人获得永久居留权。
当中国精英投奔自由的时候，外国败类投靠中共，填充了苏晓康们留下的空缺。二十年后，中共上海外语频道为庆祝共产党独霸中国六十年，推出十个“中国通”，库恩成为第七集的主角，另外九位是亨利•基辛格、萨马兰奇、伊戈尔•罗高寿、中曾根康弘、皮埃尔•拉法兰、鲍勃•霍克、斯蒂芬•佩里、顾彬、乌里•希克。
这十个红色“中国通”与凤凰台推出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堪称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洋面首。
斯诺的变种
二零零五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龚文庠发表《到过延安的斯诺和今天的库恩》，吹捧中共历史上两个对立的洋鼓手。斯诺当年是个靠混船票来到中国的无产者，而库恩则是被当权者邀请到中国的有钱人。斯诺美化杀地主抢财产的赤匪，煽动戈扬们跟着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颠覆了自由的中华民国；而库恩则在共产党自己变成了地主、资本家后，美化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的血色中国，阻挡没有人权的中国民众奋起推翻暴政。库恩是斯诺的变种，虽然他们都是中共的洋鼓手。
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从以记者身份在中国从事红色渗透的外国人中选择了三十一岁的斯诺，要他出面美化被国民政府围剿的赤匪共产党。担当剿匪重任却私通共匪的张学良，配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地下组织，把斯诺秘密送到被国民政府封锁的苏维埃中国或曰苏区，让毛泽东得以对着斯诺撒“长征”等弥天大谎，把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党伪装成中国的“大救星”。面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匪占领区，斯诺违背做人的道德，全盘照搬毛泽东的谎言，甘当毛泽东的应声虫和共产党的吹鼓手。
斯诺把共产党要他传播的谎言记录整理成《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月，在英文月刊《亚洲》上连载。与此同时，斯诺的谎言还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自传》。《毛泽东自传》在三十年代问世时，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没有成为常识，以致斯诺迷惑了无数青少年，诱使他们象戈扬一样投身共产恐怖主义，为共产党赴汤蹈火，推翻了新兴的民主中国，建立起滥杀无辜的马列红朝。
七十三岁的戈扬在“六四”屠杀后，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在美国宣布“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四十五岁的库恩却在同年首次被中共邀请到大陆，从此留下在中国的劣迹。有意思的是，当库恩被称作“又一个斯诺”时，他表示：“我和斯诺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写作的方式也不一样。”
毛泽东当年敢于在国民政府的围剿中对着斯诺信口雌黄，而江泽民却在中共的“盛世”里不敢接见乐于吹捧他的库恩。因为共产党在世上的气数已尽，江泽民大权在握，也免不了沦为万众唾骂的对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