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者，原为辅助之义，后引申为辅助国君，管理国家政事者称为相。在春秋时候，“相”一词已出现，但非为官职，只是代表居于辅助国家的地位。据《史记•秦本纪》载，至战国时，秦“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相”始为正职。
《荀子•王霸》曰：“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丞相是中国古代辅佐君主、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为百官之首，统领外朝官员。天下百官奏事，须经丞相，而重要政策亦须由丞相领衔奏请；对于郡国百官则有考课论赏及任免之权，并需收阅各地“上计”。换言之，丞相是朝廷上行政权力最大，助天子理政之最高负责人。《汉书•百官公卿表》尝简言其职掌为“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然则，何谓贤相？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曰，在相位之治世名臣者；或据《荀子•富国》云：“若天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或举明代焦竑《玉堂丛语•文学》语：“承上问而不蔽下臣之美，贤相之盛节也。”另又有《曾国藩家训》曰：“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中国数千年来，朝代更迭，贤相辈出，且看下文一一道来。
北宋名相王旦，网络图片。
王旦（公元957—1017年），字子明，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宋真宗执政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天下称之为“贤相”。
王旦父王佑为宋太祖、太宗时名臣，有很高的威望。王旦幼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学上进，善著文辞，深得其父器重。其父曾说：“此儿当至公相。”
王旦为人宽厚，以德服人，其德操修养与人格魅力令人叹服。元张光祖《言行龟鉴•家道门》记载：“王文正公旦，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唯啖饭而已。家人问何以不食羹，曰：‘吾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有母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祠家庙，列百壶于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俱无一言，但摄衣步入中堂。其后弟忽感悟，复为善，终亦不言。”
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后回京师为著作佐郎，预编《文苑精华•诗类》。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累迁知制诰。历任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理检院等。
宋真宗即位后，擢王旦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同知枢密院事。逾年，任参知政事。
公元1004年十二月，北宋与辽朝（契丹）之间订立澶渊之盟，之后，“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随着北宋与周边的关系缓和下来，长期对外征战的局面已经结束，天下趋于太平，宋真宗为人怂恿，大兴神仙土木祷祠之事。王旦规劝皇帝：“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他身体力行，克尽职守，坚持减轻人民的负担，维持社会稳定，得到了宋真宗的信赖。“帝久益信之，言无不听，凡大臣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
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王旦拜相，监修两朝国史，参与决策军国大事。王旦凡事不固执己见，受人毁谤也不与计较，宽宏大度，贤明旷达。
适时，寇准为枢密使。一次，中书省有事需要与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违犯了诏令格式，寇准立即把这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动火，对王旦说：“中书行事如此，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王旦赶紧拜谢说：“此实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
不过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其文书也不符合诏令规格，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的将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寇准后，寇准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同年，甚得许大度量？”
每当王旦拜见皇帝时，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而寇准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答道：“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由此，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
后来，寇准得知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后，便托人到王旦家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不久后宋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王旦说：“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遂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见皇帝，哭诉道：“苟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即羞愧又感叹，逢人便说：“王同年器识，非准可测也。”由此可见王旦胸怀大度、宽以待人的气魄。
王旦为相时，宋朝社会经济已有了很大程度地发展，各项典章制度已基本确立，又值契丹讲和，西夏纳款，战争状态已结束。自古道“创业难，守业更难”，王旦提出守“祖宗之法，务行故事”，帮助真宗基本完成了由创业到守成的转变，从此奠定了宋朝三百年的基业，维护了当时的政治局面。
王旦为外事，有大家风度，且不失民族气节。而平时则谨言慎行，考虑问题周密，善断大事，处处表现出其执政才能与处事智慧，“其为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及奏事上前，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
王旦身为宰相，权重位尊，宾客满堂。他以大局为重，广泛交往，平等待人，尊重人才，选贤任能。《从政遗规》上记载：“李文正公昉为相，有求差遣，见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故，公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王旦不计较个人恩怨，不求全责备，任人唯贤，以江山社稷为重。他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所长，每有差除，就是先把拟定好的三、四人的候选名单密报给皇帝，让皇帝从中挑选，绝不市私恩，而是使恩归于上，平生举人无数，大多官至显位。故候选之人“争有所用，惟旦所用”。李行简品行贤德，因事家居，后被迁为太子中允。使者前往通报时不知其家，真宗告诉使者去中枢府问王旦，人们这才知道李行简是王旦推荐的。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时，从内宫中收集到许多奏章，方知朝士中许多人都是王旦推荐的。
寇准性情刚正秉直，嫉恶如仇，以致于“面折廷争”，触怒龙颜，亦常惹同僚不悦，王旦也曾受其指责。但当王旦病重，真宗询问王旦：“谁可代卿者？”王旦坚定地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真宗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王旦答道：“他人，臣所不知也。”王旦看重寇准刚正不阿、襟怀坦荡及治国才能。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知秦州曹玮改任秦州都部署，朝廷需派人知秦州，当时王旦就推荐了李及。有人说李及没有治理边疆的才干，王旦认为李及厚重，能谨守曹玮制定的规章，不致破坏曹玮已建立起来的安定和谐的局面。诚如其然，李及治理边境业绩裴然，声誉达于京师，人们这才佩服王旦有知人之明。
王旦能知人之贤，亦能察人之奸，在相位，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真宗欲以王钦若为相，王旦声称“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真宗遂止。王旦死后，王钦若被用为宰相，然其奸邪害政立现。王钦若对人说：“为王公迟我十年做宰相。”王旦曾与杨亿品评人物，杨亿问丁谓以后会怎样。王旦说：“才则才矣，语道则末。他日在相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尔。”后丁谓为相，贬斥忠臣，而终因过被黜。
王旦为宰相时，陈彭年和王曾二人为参知政事，见一些奏折不经皇帝阅览，王旦就给予批示，便一起对王旦说：“每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王旦谦逊地拜谢不已。一日，王旦走后，王曾将此事上奏真宗。真宗说：“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朕喻之小事一面奉行，卿等当谨奉之。”王曾回来后谢罪于王旦，王旦毫不介意，说：“正赖诸公规益。”
当时，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王钦若、丁谓等怂恿真宗东封西祀，大营宫观，并建议封禅泰山，王旦等曾以“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为由予以驳斥。但是真宗被劝说动心，而怕王旦不同意，于是设宴招待王旦，并且赐之以珠。王旦知真宗态度坚决，天书、封禅之事已不可挽回，只能在封禅过程中采取限制措施，尽量控制其规模；限制“五鬼”的权力，使其不致作乱天下。但是，王旦为此事仍愧疚不已，常常闷闷不乐，他对子孙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之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没有为自己的过失加以粉饰，而昭示于人，其胸怀之坦荡令人佩服。
王旦虽贵为宰相多年，但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生活俭朴。他所居宅第极其简陋，皇帝多次要求为他修治，他都以“先人旧庐”为由加以拒绝。每有赐予，他都感叹说：“生民膏血，安用许多。”晚年因病告退，真宗秘赐黄金50两，辞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最终拒绝不收。其家被服质朴素淡，就连家人想用缯锦铺饰毡席他都不允许。家人中有服饰稍奢者，他闭目不视。一次，有人来家货卖玉带，家中子弟以为很好，便将玉带拿来呈送王旦，王旦虽让家人系在身上，问道：“还见佳否？”家人回答说系在身上自己怎么看得见？王旦说：“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立刻令其退还。王旦生平不置田宅产业，告诫子孙不要依靠祖辈留下的家产过日子，要自立。仅仅为了钱财而争就是不义，要注意道德修养。
王旦一生从没有为子弟谋求过一官半职。他哥哥的儿子王睦，曾来信要求举进士，王旦劝他不要与寒士相争。王旦女婿苏耆在科举考试中，被阻格在诸科之外，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向皇帝禀报了这件事，真宗问王旦，王旦立而不答。后来苏耆说：“愿且修学。”事后陈尧叟对王旦说：“公一言，则耆及第矣。”王旦笑着说，皇帝亲自主试，以示至公，我身为宰相，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亲属，不是失礼吗？等苏耆献上所作的文章后，被召在学士院应试，才得以进士及第。王旦大女婿韩亿，也曾献上所作文章，皇帝极想召见测试他，王旦却极力推辞。按例韩亿应当去守边疆，皇帝特意召见后改太常博士，知洋州。王旦对女儿说：“韩郎如川，汝第归吾家，勿忧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韩郎缘妇翁奏免违适，则其为损不细矣。”至王旦死，其子王素仍不能为官。
王旦奉事寡嫂有礼，与弟王旭友善，对待婚姻不求门阀。饮食精洁而不求奢华。他告诫子弟说：“我家威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之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王旦死后，仁宗在其墓碑上题字为“全德元老之碑”。
王旦任宰相11年，为政清廉，处事谨慎，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深得真宗信任，亦为同僚所折服，备受当时人们尊敬和赞誉，被时人称为“贤相”。
纵观王旦在为相期间，官高而不倨傲，公而无私，为人宽容大度，谦虚谨慎，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寇准这样有治国之才、直言敢谏、不拘小节的人予以宽容忍让；对王钦若、丁谓等才有余而德不足的人，在任用时加以限制；对与自己有过节的人宽容对待。因此王旦不仅能得到正直官员的认可，而原与之有矛盾的官员也佩服其宽宏大度。其所作所为不仅为当朝皇帝和官员认可，亦为后世所推崇。仁宗初年，章献太后辅政时要求宰臣以王旦为“师范”，一些参政大臣也认为“王公德业，岂他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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