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中国实体经济的金融指挥棒（上）
——“2014中国实体经济困局”系列之三
【看中国2015年01月07日讯】（连载之三）
第二节 金融指挥棒
一
金融指挥棒是指通过控制金融系统的运作，指导经济变化的方向，决定社会民众的行为。金融系统的作用是现金转移，完成资金配置错位（资金错配）。
金融系统本身是资金中介，将一些人手中的现金转移给另外一些人使用，当金融系统的规模足够大，就成为资金主导者，完全可以不经存款者/资金委托者的同意，自行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向。受到金融系统支持的经济领域，即使自身经济收益差甚至亏损，也能借助充裕的现金供应获得快速扩张；反过来，被金融系统压制的经济部分，即使有较好的收益，也无法通过融资扩大规模，难以提升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在宏观经济中，金融系统进行大规模现金转移时，其支持的经济领域大部分不是盈利状况和成长前景最佳的优质经济体，而是经济收益差甚至濒临倒闭的劣质经济单位。金融系统利用储户/委托者的资金，支持劣质经济，打压优质经济的行为，可以视作资金配置错位，也叫做资金错配。
信用体系加剧资金错配。金融系统为了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并给自己的资金错配行为找理由，还建立所谓的信用体系。根据金融系统的解释，信用越好的经济单位，其收益前景越好还款能力越强，通过建立信用体系，金融机构从人所共知的中介奸商变成充满公正的仲裁者，民众存钱给金融机构或者委托金融机构放款时，更加信任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也通过信用系统—不论从存款者/委托者市场还是从贷款者/收款人市场—获得更强的主导能力，不过实际上这些信用系统的评价标准在于，谁借助金融机构越多让金融机构获利越多，谁就越有信用。苹果、微软们坐拥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巨额现金储备，根本不理会金融机构，机构们为显示信仰体系有用，就给这些公司打出AAA的最高等级。经常在银行贷款或者透支信用卡也成为高信用的人。银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用储户的钱贷给经常欠债信用卡借款者，风险由储户承担，而高额的信用卡利息收入则由银行截留变成利润。这样的信用体系不仅支持互联网泡沫，更加剧次贷危机的爆发规模。次贷危机后，金融机构以大到不能倒的姿态将世界经济拖入泥潭。
国家权力介入后，金融系统的资金错配转化为金融指挥棒。国家权力系统（体制）的天然特点是自身的低效率、低盈利（或者严重亏损）和高负债。在市场经济中，体制随时会因为亏损而裁员甚至关门歇业，体制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利用金融系统的资源错配能力，从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弥补自身运转的亏空，体制首先控制金融系统并且支持金融系统发展壮大，实现更强的资源错配能力。
超额信用货币发行后，体制利用金融系统的错配能力，将新增货币全面引导进入体制和相关单位。体制开动印钞机，决定资金流动方向，金融系统进行具体操作，整个资金配置机制形成货币创造和分配系统。例如2008年4万亿之后，中国体制代言人号称一分钱都没进入房地产，这种充满信心的宣言，反映了体制印钞、掌控方向和金融系统的资金引导能力。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社会中的各个经济单位看到体制和金融系统创造的资金并且大规模分配，各经济单位都向体制和金融机构靠拢，跟随资金流向在相关领域投资。当社会中的资金为了获得利益，配合体制印钞和金融系统运作的方向，制定相应的经济计划和实施相应行为，体制通过金融系统的作用操控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就成社会经济中的金融指挥棒。
2012年3月，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的新闻传遍中国。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在三亚某酒店为女儿举办盛大婚礼，总费用超过7000万。2013年底，关于这位首富的新闻再次爆出。根据柳林县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联盛集团的金融负债接近300亿元，严重缺乏债务清偿能力。不仅如此，2013年以来，联盛集团还面临欠缴税款、职工养老保险金、工程款、材料设备款等诸多问题，此外还有十多家企业与联盛集团有担保关系，涉及信贷资金200多亿元。
柳林首富的系列行为清晰反映出中国实体与金融业的关系。在中国，赚钱的企业往往都非常低调并且尽可能低调，所谓闷声发大财，一旦某富豪忽然高调说明身处险境。高调行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强调自身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背后原因往往是富豪在政治中站错队，给失利方利益输送被株连将遭清洗；二是宏图规划或者炫富型奢侈消费，这种情况通常是实际上缺钱，以此彰显实力希望从银行贷更多款或者通过其它方式筹集更多资金。
柳林首富显然属于第二类，其旗下企业早陷入破产状态，是想通过7000万嫁女的高调方式给资金借出方信心，后来他自己说实际上只花了1500万，这种将花费金额膨胀数倍炒作的方式更暴露其意图。事实上这位首富通过多贷款和从其它渠道筹资，又坚持两年后倒下。
所有实体的发展都是在金融指挥棒的指导下被金融推动的结果，金融如同经济的血管从多个角度控制实体经济。在中微观实体经济范畴，金融直接影响某个行业并且直接决定实体的经营状况进而决定其生存状况，一个行业受到的金融支持力量越强，行业的扩张能力越强扩张速度越快；反之，如果金融支持弱甚至一直被抽掉资金，行业往往处于艰难生存或者萎缩至崩溃。
任何实体都受到所在行业的约束和影响，不可能跳出本行业的成长极限。在分析实体时，只需要分析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就可以看出企业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潜力，所以从金融的角度分析经济，可以清晰地看到实体的生存状况，并且据此做出预测。
实体看不清金融与自己的深刻关系，或者不重视金融的决定作用。金融环境宽松实体快速成长时，实体往往产生错觉，认为取得的成绩是自己聪明努力的结果，于是自以为是过度借债扩张，以期发展更加远大，但是当金融卡紧贷款甚至抽走贷款时，实体才知道自己已经欠债过多随时死亡。
从金融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014年是中国实体经济开始面对灭顶之灾的一年。柳林首富破产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柳林首富牵涉到高达500亿元的贷款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变化相对同步。同步是指实体经济的垮塌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从2010年开始持续加速恶化的结果。
金融市场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控制和推动了恶化的过程。2011年开始，社会资金链快速发生断裂预示着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开始走向末路，2012年下半年开始，实体已经开始陷入全面困境。在“煮”的过程中，实体并不是同时死亡，而是以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方式，一层层传导渐近末路。
实体死亡的进程主要由两个标准组成：一是外部市场和资金环境状况，二是企业自身实力和个体借债状况。按照这两个标准，在外部市场缓慢变化资金状况相对宽松而且企业自身实力强行为保守的企业能够生存得长久一些，这些企业属于优质企业；在外部市场急剧恶化金融大量抽贷的行业中，个体自身实力弱过度借债折腾的企业将最早倒下，这些企业可称为劣质企业。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越是劣质企业越倾向于过度借债，再也借不到钱时关门。
2012年劣质企业逐渐倒闭，2013年形势加速恶化，劣质企业成批倒闭，并向优质企业蔓延。柳林首富在2012年风光无限，不到两年时间蜕变成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就是劣质企业的代表。
金融业还是传导阀和扩散器。随着劣质企业的倒闭，问题将通过金融系统向优质企业蔓延，金融起到主要的传导和扩散作用，一个负债过多的劣质企业倒闭，可能会通过金融机构将影响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柳林首富破产牵扯到500亿左右的贷款，基本失去偿债能力，相当一部分成为呆坏账，这时候传导阀尚未起作用。这些钱里面，既有民众的储蓄，也有优质企业的存款，在此之前，存款者并不知道银行的状况以及银行把钱贷给谁因此等于真实状况被屏蔽，当这些钱成为呆坏账要不回来，民众和相对优质的企业也遭受重大损失。
随着劣质企业批量倒掉，银行大笔呆坏账无法解决，或者破产或者印钞稀释坏账。所以当劣质企业的倒闭潮持续传导，优质企业也被拖入泥潭，传导过程是从点到面，每传导一层到金融机构就显著扩大一层。
金融系统是扩大器，扩大和推动整个变化的过程，一部分实体死亡，在金融系统的传导和扩大下，整个宏观经济也将发生全面的变化。
二
在宏观经济体系中，金融对实体经济起到指挥棒作用。由于中国的体制特点，国家政策对于经济操控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所有的经济状况和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柳林首富涉及贷款500亿的问题，也与国家政策有直接关系。
在国家政策和中国经济之间，金融系统起到桥梁作用。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保险、信托（包括理财）、股票、债券、租赁等等细分行业部分。在社会经济中，民众往往只关注其中的某个部分，将这些金融行业作为攒钱和赚钱的工具。在国家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这些行业成为经济操控的主要渠道。
国家通过操控金融市场运作进而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国家制定一个重大经济政策（点），必须具体通过金融系统的扩充效应也就是上述行业的运作，才能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当国家制定或者改变一个重大的金融政策，等于改变金融系统的传导和扩散方式，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而且影响更加持久，在经济的角度，金融业就成为主导行业引领宏观经济的走向。
从整体经济的角度，金融的传导系统就是：国家政策→金融系统→具体行业发展或者经济事件→金融系统→整个宏观经济。显然，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起到两个层面的桥梁作用：一是底层的桥梁作用，也就是具体行业或者经济事件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柳林首富倒闭是劣质企业倒闭，是具体行业的经济事件，通过金融系统的坏账逐级传导到宏观经济。二是中层桥梁作用，就是金融业将国家政策与经济结合起来，起到关键的金融作用。这个层面的金融业运转和传导，是决定行业和宏观经济方向的部分。
在金融领域，发生在中层桥梁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影响相关实体经济。柳林首富的各种贷款高达500亿，是金融系统在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柳林首富再也借不到钱倒闭，同样是金融系统在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因此不论具体企业、行业还是宏观经济，都需要通过金融系统的中层桥梁作用。鉴于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金融市场成为宏观经济的先导性指标（leading indicator），或者叫做指挥棒。
2009年后，中国的金融指挥棒主要体现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在这个政策中，4万亿是核心，金融系统则起到关键的承接作用，4万亿的起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属于典型的金融危机，从投资银行亏损开始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待续）
（供稿单位：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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