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的十二个大罪错
——之三：一边倒学苏联院系调整乱了教育规律
1949年1月10日，由北平市中共“军管会”派出“军代表”正式接管了清华大学。上海市1949年6月15日中共接管了交通大学，6月24日、25日接管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所有被接管的大学，首先一律添置政治课，废除原学校的教学计划和相应规定。中共毫无办学经验，只好倚重苏联。1950年代中共的高等学校共聘请861名苏联教育专家，直接参加大学的改造和建设，同时又派出9106名留学生和进修生前往苏联，紧接着在全国树立两个按苏联模式办的大学：文科是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理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此两个“样板”很长时间成为中国大学的“样板”。不久，制定了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方案，“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与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立私立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逐步形成了院系调整的具体原则。1951年，中共又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以“高等教育国有体制的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从此，中共开始对大学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计划管理范围。尤其是在各大学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工作。（直至今日）这期间，逐步取消了教会大学（中学亦如此）。1951年底全国有21所教会大学全部改组完毕。其中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12所被收归国有，另有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等维持私立，但由中国人办。
院系调整涉及整个中国大陆的大学、院系（十分庞大，本文略）。1952年6月，京津、华东、西南、东北开始，到年底，全国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形成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只保留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文理综合大学。另外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则被定为多科型高等工业院校。形成所谓“综合大学——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妨碍了以后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结合，这方面的重大损失至今都是显见的。
打着所谓社会主义旗号的中共，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规律和实际置若罔闻，将苏联的教育经验做泛政治化理解，甚至认为它是“制度的优越性”，进而全面否定欧美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摒弃了本科的通职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办学主体也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体化，危害极大。第一，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高度的统一、分科的过细，抹杀差别，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知识结构单一，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同时毫无人文主义熏陶与科学教育，学生无健全的人格品质，又不能产生逻辑的和抽象的思维能力。第二，偏重工科，忽视理科，严重削弱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科学。1947年政法系科在校学生占总人数的24%，一下子下降到2%，1962年仅剩0.46%；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复存在，法学更是取消。至今法律仍是中共统治者的工具。第三，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Humanism）的熏陶，是为今日中国人道德精神低下埋下的根子。大家知道，清华大学原本是一所有着浓厚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大学，上世纪初在人文和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群英荟萃，一大批光辉不朽的名字，如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王国维、闻一多、梁思成、冯友兰、潘光旦、钱钟书、熊庆来、华罗庚等，为中国学术研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过辉煌贡献。苏联模式的不良影响延续时间太长，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阻断作用至今犹存。
（本文是撰稿人参考一些学者专家的论文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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