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42)(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二章多事之秋的四川文坛
三，小楼相聚之祸
烟濛濛，雾濛濛，小楼一亱祸重重。
记得李煜有《虞美人》词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这首词，使皇帝赵光义借用赐“美酒”祝寿，而杀了李煜。想不到800多年后，我们为“匈牙利裴多芬俱乐部”一语，数人锒铛入狱，甚而命见阎王。
在五天的省文代会议上，我结识了不少朋友，茜子、丘原、遥攀、流沙河，对流的印象特好。他刚从北京学成归来不乆，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我一直仰慕他的才华，远在1951年在驷马乡水碾河村土改时，就在《川西农民报》上读到他和茜子合写的连载小说《牛角湾》，后又知道这个小说在报上受批判，说它“不真实，歪曲生活，丑化了农民形象“，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去年（1955年）我还在《四川文艺》上读过他新写的一个短篇《窗》，认为这篇小说构思新颖奇巧，给人不少想像空间。现在我们再不是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平等身份的文友。在这些新朋友中只有我和流沙河是团员，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此时茜子已结婚，爱人叫陈秉先，很漂亮，是一所中学的校花。他们家住在距文联和报社交叉地带的宽巷子街，一座小院的楼上有两间房子。他常邀我去他家作客聊天，每去都碰上丘原。茜子和丘原关系一直很好，近近难兄难弟，无论体验生活与挨整都在一起后又加入了流沙河，形成了一个“文艺小沙龙”。
茜子，又名陈谦，本名黄狮威，四川内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是地方上有名的书法家，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的团长，后迂居金堂县城关镇，自幼与流沙河要好，1949年两人攻读于四川大学，与邱原是同学。三人思想“激进左倾”，常在报上写文章嘲骂国民党。茜子曾嘲骂囯民党独裁专横下的中国是“家家朱门，户户饿殍”。1950年春三人均投笔从戎“献身革命”，离开四川大学，率先参军，后被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发现了他们的创作才华，纷纷调入川西区军管会文艺处（四川文联前身）。茜子先后与西戎合写了较有影响的作品《秀女翻身记》。1953年并省，三人同时转入四川省文联，邱原、流沙河在创作辅导部，茜子出任《草地》文艺月刋编辑。
茜子生性直率，情感多于理智，嘴上从不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文士风流大不拘”的人物，爱人陈秉先称他是“莽子”。
邱原是文联创作辅导部电影组组长，很有创作才华，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在行。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青蛙少年》正在《草地》上连载，文笔十分不错。从外表看他像个山东壮汉，身材魁悟，大头大脸，喜于思考，一双闪灼的眼睛似乎能看到三尺厚地下所埋藏的东西，那直达耳腮青乎乎的胡楂又勾勒出男人特有的阳刚之气。其实他是个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一个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的文士，言谈举止虽比茜子理智，但也是个性情中人。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是个天生的作家胎坯，但性格怯懦，有点胆小怕亊。他父亲是地方上的袍哥大爷，还当过国民政府初级政权的镇长，中共执政后“镇反”中被杀。他们三人不仅是同窗好友，还是趣味相投的至交，但在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熔炉里，一个时候却互为仇敌。主要是在1955年“机关肃反”中流沙河曾作为“打虎”极积分子看管过両人，直到省文代会前才和解，当然是流沙河一句“对不起”的致歉。这些恩恩怨怨的往事都是茜子后来告我的。
我们四人性格各异，思想品德也不相同，但都是同时代人，又酷爱文学创作，聚在一起所言所论多是写作和机关里的一些事情，渐次旁及到历次政治运动和55年的“机关肃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不久又加入《草地》编辑遥攀。遥攀是小地方人，有点土里土气，但话语幽默，不显俗套。在这五人中我水平最低，但在处境上比他们都好，不但是党报编辑、记者，还是中共市委机关团委副书记，政治上正在走上坡路。我看重他们是能学到一些写作技巧，他们喜欢和我接近是想知道更多的现实事情。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正常的人际交往，半年后竟成为“四川文艺界七人反党小集团”，另外两人是与我从未有来往的储一天和石天河。那么这个“七人反党小集团”的横祸是怎么衍生出来的呢？
1957年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这和毛泽东1956年夏天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关。这“双百”方针对我们鼓舞特大！大家认为这下对了，中国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加之中共“八大”宣布阶级斗争运动已经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党好英明啊！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是血雨腥风了。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随着政治气候的宽松，人们对历次政治运动有过的积怨不但可以在私下发泄，也可以在适当场合予以表露。在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亲自在省文联召开的“如何繁荣我省文学艺术创作座谈会”上，大家发言的集中点都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上，认为“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子”，是“党管得过多过紧”，违背了文学是人学这个根本规律，过多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框框”，一致主张“打破框框”，走出“条条欵欵”，让作家艺术家“自由自在创作”，不再作“政治图解的工具”。
1957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去茜子家作客，上楼未进门，就听得茜子莽声莽气地在说：“现在文艺界风气很不正，不论写什么先得讲党性、主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艺术变成说教的东西，妈的，连囯民党都不如，哪里还有点创作自由啊！”邱原接过话头道：“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如果不打破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创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根本没有党性不党性的问题，它只有人性。党性强化教条，人性孕育艺术。《三国》《水浒》《红楼梦》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是‘讲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吗？再有，文联和作协本应是作家艺术家的群团组织，不是上下级关系，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作协、文联是共产党的衙门，是整人和强制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坏的。思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就像天赋人权一样。”
人熟了，用不着客气，我推门而入找个板凳坐下，他们见我并不回廻继续侃侃而谈。茜子突然想起什从转头问我道：“晓枫，听说肃反你也被审查过是么？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审查是骄傲自满，爱发牢骚，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刚老师的牵连吧？”茜子说：“方刚可是个好人，根本与胡风没有关系，一个老实人，活活被他们整死了。我与邱原被搞了半年，流沙河还看管过我们。现在他觉悟了，所以才和好。”
“说人人到，说神神到”。流沙河同遥攀笑嘻嘻进来了。
“好热闹，真是客走旺家门啊！”遥攀穿一身土里土气的衣服，不停地吸着手里香烟，一坐下冲着大家说“正好，我准备筹办一本同仁刋物，名称叫《笑》。笑是幽默，笑是投枪，笑是匕首，鞭挞丑恶，揭示黑黯，在座诸位都是发起人和撰稿人，不过没有稿费。”接着他当众把我写的一篇小稿念了出来：“笑，这是人真挚的感情流露，是无可非议的东西。但虚伪的笑使人憎恶，真诚的笑使人感到温暖。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借笑来掩盖愚昧，有的人用笑来附和世态，有的人借笑来表示自己有学问，有的人用笑来掩盖内心的空虚，这是对笑的亵渎，对笑的伤害！笑是什么？笑是生活的浪花，时代的旋律；笑是青春的涟漪，生命的幽黙……怎样，不错吧？”
流沙河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对什么事都要权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热淡淡地道：“我估计宣传部不会批准《笑》的刋物吧？”茜子陡然站起身关上门窗，火冲冲地道：“管他批不批，办起来再说。沙河，我们在川大读书时，学校里那么多油印刋物谁批过？大不了再来个‘肃反’关个三月，一年半载！”邱原道：“亊情没那么容易了，胡风问题就已经搞错了，抓了那么多人，现在放也不是，关也不是，听说有点难办。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胡风公开写出对文艺创作的公开意见有什么错？什么罪？”遥攀审慎地挿上一句：“听说公布胡风那三批材料上的编者按，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看这个案翻不了。”
屋里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里象有块石头，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答？稍停片刻，邱原十分认真和有信心地说：“不管哪个写的，亊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二十年后胡风反革命一案定会翻过来。这是一个寃案，一个彻头彻尾的寃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所致，也是毛主席帝王的作风，他老人家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
茜子不仅附和邱原的观点，还作了新的补充：“对，毛主席就是个帝王，他自己写的《沁园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独断专横，指鹿为马，说高饶是反党集团就是反党集团，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认为党报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领导无论作什么报告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1955年肃反整错了那么多好人，成绩还是主要的？共产党最大毛病是错了不认错，耍霸道，党权、军权、文权全都管完了，作家、记者、编辑，全都是傀儡。”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感到又新鲜又惊奇。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惊奇，似乎有点过头。当时我对毛泽东还很迷信，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全是下面执行政策人所发生的偏差，正如俗话说“经是好的，只是念经的和尚念歪了”。我虽不完全赞同，却又不好出面阻止，听得邱原继续说：“听说共产党明年要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是终身制度，必然造成个人崇拜。西方囯家为什么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不但是民选还有任期。领袖终身制会造成许多悲剧，匈牙利的悲剧就是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我们解放后不断搞政治运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仅反胡风一案全囯就有儿百万人挨斗争受审查，谁心里不是一肚子气？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上裴多菲俱乐部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任何问题，逼得他们去那里，因为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有民主自由。”
在一侧旁听的陈秉先不知道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问他老公：“什么是裴多菲俱乐部？”茜子毫不思量，脱口而出道：“我们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如果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个举着旗子上街！”
他的话有点语惊四座，大家却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开话题问我：“晓枫，听说你写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两个续篇？”我点头承认。遥攀道：“我建议你把‘肃反’如何整人也写进去，这会更有代表性。写好后立即给我，争取发在五七年第三期《草地》月刋上。”我道：“别急，润润色再说。”流沙河虽然年龄小于茜子、邱原，在言谈举止上不那么冲动，此时他极为平静地说：“晓枫，你说得对，一篇好文章总是千改万改，我到同意文艺不过问政治的观点，一个作家写什么党不要去多管，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认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巴金、茅盾，过去写了那么多好作品，现在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果共产党再继续管文艺，领导文艺，到时中国只有口号，书架上没有作家的书了。”丘原喜形于色立刻表态道：“我同意沙河观点，文人应该自己管自已，全国作协、四川作协的领导，应实行民主选举，把党棍、打手赶出文坛。”中国不少民谣深含哲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想不到这一亱的瞎侃经一个“觉悟者”的告发后，竟成为茜子为首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的鉄证，先后两次判处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于1969年惨死在成都四大监的监狱，我被“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引发二十三年的牢狱岁月，这里不得不作一个“特别介绍”。首先看一看茜子1980年的两张“平反”《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16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联《草地》编辑部编辑。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陈谦徒刑五年。宣判后本人不服。提出上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现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陈谦参加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不能成立。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谦宣告无罪。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刑申字第05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号，原系四川省磨床厂就业人员，现在阿坝监狱劳改。
刘汉鼎，男，三十六岁，陕西省汉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在芙蓉煤矿就业。
缪文裕，男，三十六岁，四川省灌县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已刑满释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邱漾（已自杀死亡）、陈谦等人犯叛国投敌罪，分别判处首犯陈谦徒刑十五年；刘汉鼎、缪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还认定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雯、缪文华、肖维刚等人参与犯罪活动，但因罪行轻微，分别予以训斥和批评教育。判处后，陈谦、刘汉鼎、缪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后提出申诉。
现经我院复查审理，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属不当。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谦、邱漾、刘汉鼎、缪文裕及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雯、缪文华、肖维刚宣告无罪。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章）一九八0年六月五日
茜子被判刑劳动改造五年刑满后仍不准回家，强制留场就业“继续改造”，他实在忍受不住那非人生活，于1968年趁“文化革命”大乱的时候，准备逃跑出囯另寻人生出路。他从劳改队跑出来找上当时被开除公职、自谋职业度日的邱原想办法，恰好半年前有位邱原任编辑时改发过稿件的一位老相识，在“文革”中举旗造反，一下成了新疆某造反兵团头目。发迹后从新疆回成都探亲得知邱不幸的遭遇，邀邱原去新疆被婉拒，于是留下两张空白介绍信说：“只要你愿意来新疆，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现在茜子想逃亡，出于友谊和同情，邱原将其中一张空白介绍信给了茜子，另送一百多斤粮票和几百元人民币的路费。茜子企图到新疆后出境未果，又转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上爬上外国商轮，当然更是痴心妄想，最后潜入山西在一处煤窑挖煤度日。不乆全国对茜子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很快将他抓捕归案，邱原作为支持“叛国集团”的策划人也啷当入狱。公安部门立即对他采取刑讯逼供和诱供，邱拒理抗辩。只好将它单囚一室，并经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个天生的斗士，有“不自由勿宁死”的风骨。狱吏曾胁迫他说“只要你交待出同伙，我们可以立即释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在生与死的两条路面前，邱原选择了“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的绝路。
在小监里你想死也死不了，没有毒药，没有利器，没有绳索，连裤带也被狱吏收去，除此防范极严，每隔両三个小时就有人巡示。为了保护朋友，他立意翻新，将吃饭用的一只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后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他盖着被子躺在床用手摸着股动脉，咬牙对准跳动的血管举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进去后再用力不停搅动，直到鲜血汨汨外流时才蒙头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他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几十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河冲洗（因家里没有自来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这样的死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一个意志怯懦的人决难以做到，不禁使人想起宋。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邱原，称得上是一个大写的人杰，一个虽死犹生的鬼雄！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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