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像。（网络图片）
于右任是一位政治家。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他的最后15年是在台湾度过的。
于右任更是一位文化名人。在他的一生，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担任多大的官职，有多大的权力，他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质。
人们不会忘记，即使在于右任病痛的时候，他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所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1962 年，于右任84岁。年后不久，于右任身体不适，自感去世之日不久，心情变得很郁闷，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信念，并努力为社会服务。除了继续参加监察院、标准草书研究会的一些社会活动外，他还抱病参加台湾省议员选举，并多次教导年少者，为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1964年7月2日上午，于右任抱病会见台湾大专院校12名毕业侨生，做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他想将自己所有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这些青年人，但想来想去，只能拣最重要的“立志”来讲，他说:“诸位都是有为的青年，前途非常远大，在此我仍愿以我数十年为学、处事及革命的体验心得‘立志’二字勉励大家……
所谓‘士先志’，就是教人立定志向；志向确定了，做人就有了主宰，就不会随俗浮沉。纵观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做出了种种丰功伟绩、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无不始于立志……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多读中外名人传记，有所取法，见贤思齐，知所奋勉。”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特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看书、写字则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1963年4月16日入荣民医院后，他在日记中很感慨地称:“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不看书者真可为愚人，可耻。”1964年1月14日则写:“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圣经味淡，百读不厌。”这些文字是于右任对“看书”习惯的真实心理写照。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不仅给别人写，更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免不了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
我的钱已用干
人们也不会忘记，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坚持文人从政的传统美德，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因此当他晚年病重时，他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颇有后悔之意。7日，于右任更加后悔，写:“病多日不见轻，出医院大大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赵聚钰前来看望，劝他住院治疗。于右任没有表态。因经费困难，住院日期一拖再拖，致使病情恶化。蒋经国也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以诸如“最惠”之类的理由，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可以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看到一生高官，连任三十一年监察院长，而且是著名书法家、诗人、社交活动家的于右任先生，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竟只有这样一些物件。人们无不凄然，敬佩景仰之心顿生。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县人。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亲人。这样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他便变得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还作诗寄托思念之情，《忆内子高仲林》中即写道:“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高仲林80寿辰的时候，于右任又伤感地写信告诉香港的吴季玉先生，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他也非常想念大陆的朋友。丁中江曾回忆:民国四十年春，我由泰国和越南遄返台北探视亲友，抵台当天即赴青田街谒右老，老人家一见我面，还来不及握手，就大哭起来，口中喃喃说:“大声(陆铿号)大声，我想念他。”因为若干年来，我总是和陆铿一同谒见老人，这次在万劫之后，只见我一人，而陆铿却在昆明，老人家见到我，勾起了对陆铿的想念，遂掩面痛苦。……后来我返香港，去向老人家辞行时，右老很高兴的对我说:“我有件宝贝送给你。”
一边说一边在书桌上找，找了一会找出一份报纸，原来是一份《天地新闻》日报，正是查封那一天的。他老人家把报纸摊开，在上面写着:“二十四斤行李中留此宝物，以赠中江，念大声不已。”写到末一句，又掷笔大哭。
1月12日的安排:“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的安排:“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做出这样的预先安排后，于右任仍感觉非常抑郁。15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怀着这样的心情，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于右任很想说话，但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出，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亮功。
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地问道:“院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摇摇头。
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准确。
最后，他只好说:“院长，等您身体好一些后，我再来问您，好吗？”于右任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杨亮功始终未能问清一个手指和三个手指的意思。
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先生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于右任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这一解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于右任，1879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1964年病逝于台湾，享年86岁。原名伯循，字右任，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又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晚年称“每得一样美食，便觉生命更圆满一分”。于右任的高寿，得益于三友：书法艺术；松树和一切树木；美食，尤其是山药、核桃等产自植物的美食。自勉道：种柳观生意，栽松养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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