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上过高中(图)

文革中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网络图片）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6年05月17日讯】五十年前文革甫一开始，我的尚未完成的中学学业随之结束。十年文革，十年梦魇，无法求学读书的痛苦时时啮噬着我的心。

儿子念高中时，有一次为学习的事我和他发生了争执，说着说着，儿子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你又没上过高中！”噎得我顿时哑口无言。很多年过去了，我早忘了当年父子俩都争了些什么，但儿子的这句话却长久地盘桓在我的脑际。

我的的确确连一天的高中也没有上过。1966年我初中毕业，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之际，文革爆发，我的中学校园的学习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

但这岂止是我个人的遭遇！那时，整个中国大陆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部被迫“停课闹革命”，时间由最初所宣布的半年延宕到后来的三年，导致该继续学业的无法继续，该毕业的无法毕业、升学，该就业的不能就业，大学的五个年级、初高中的六个年级，所有的大学生、中学生全都滞留在已停止了教学活动的校园里，空耗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一能够幸免。有的人，后来又有机会去读大学，但1966、1967、1968这三届的初中生里，在整个中国大陆，绝无一人上过高中！就算其中有人后来读了硕士博士，留了洋，他也填写不出他的高中学历。五中的胡小唐就是如此，当年他曾是1968届的初中生，尽管他后来成了博导，又当了天津大学的副校长。

作为中国人，如果文革期间人在海外，难道也不能正常求学读书吗？

丘成桐，著名数学家，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其父曾在香港崇基学院任教。14岁时，丘父去世，家中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丘于是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学业。1966年，在内地所有学子全部辍学之际，相当于大陆高一年级学生年龄的丘成桐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69年，丘提前修完本科四年课程，旋即赴美留学，并于1971年获博士学位。而此时在大陆，文革已经折腾了五年，所有大学的校门依然都还紧紧关闭着。（丘成桐的这段人生经历还告诉我们，正常的社会，人的成长奋斗是要靠自己的，面对贫穷，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改变自身，创造未来，而不是企望瓜分地主的田地去攫取个人的幸福。此是题外话，不赘。）

在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当中，与大陆老三届年龄相当的有两位：朱棣文，1948年出生在美国；钱永健，1952年亦出生在美国。这两位，一时没有查询到他们的中学求学经历，但他们的出生年份，我辈却非常熟悉：按大陆的正常求学年龄计算，朱棣文相当于1967届高中毕业生，他后来于1970年获数学、物理学双学士学位的时间也与此判断相差不多。这之后，朱于1976年获博士学位。钱永健，若在大陆，他相当于1968届初中毕业生，但他却在1968这一年考入大学，并于1972年获化学、物理学双学士学位，1977年获博士学位。朱、钱二人，父辈都是留美学人，有家学渊源，这或是他们较早接受学校教育的原因之一，而这样的家庭背景，当年在大陆是直接与“资产阶级”画等号的。

再看台湾。龙应台，作家，曾任台湾的文化部长，1952年出生，相当于大陆的1968届初中毕业生，她于1974年大学毕业，然后赴美继续攻读学位。李安，著名导演，1954年出生，相当于大陆的1967届小学毕业生。他1969年考入高中，1972年高考落榜，1973年通过专科考试进入国立艺专影剧科，1976年毕业，在服兵役两年后又赴美深造。龙父，1949年去台时任国军宪兵连长；李父，曾是国民政府江西崇仁县长，1951年只身逃往台湾。这两位父亲如果不走，绝无好果子吃。

丘、朱、钱、龙、李们的中学、大学学业以至更高的学历，大都是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完成和获得的，如果当年他们身处大陆，又将会面临怎样的一种境况呢？他们还能正常地读中学、考大学并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业吗？他们还有可能创造出他们后来各自所拥有的辉煌吗？

以上所举各例都是名人，此处并非眼红他们的成就，而是因为一时查找不到海外普通华人的相关例子。但毋庸讳言的是，我所羡慕的就是他们彼时有幸没有生活在大陆。当年，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还是在欧美国家，所有华人华裔的海外“老三届”们，因远离大陆文革浩劫，而得以按部就班地完成他们各自的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学业，从而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看看他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同为中国人，同是上学读书的年龄，为什么竟有如此之大的境遇差别呢？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反倒不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呢？

回望1930—1940年代的中国，日本侵华，国土沦陷，抗战军兴，全民奋起。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东、华中、华南，半个中国已再难寻觅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彼时神州大地的琅琅读书声却始终不绝于耳。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保存读书种子，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东部、中部的学校和老师学生迁移到西南、西北，因陋就简，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着薪火相传的事业。华人当中最先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掁宁和李政道，当年就曾在西迁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读书。而且西迁的不仅只有大学，还有众多中学，国民政府将其中若干中学加以整合，分别编号，以“国立”命名，由教育部直接拨款，其中还包括学生的食宿生活费用等款项，以确保战时艰苦环境下的办学条件。

再对比1966～1976年间的中国大陆，从教育瘫痪，到各行各业全都受到波及、冲击，致使工农商学兵全部卷入，整个国家等同进入全民总动员状态，但却既无巨大天灾出现，也并无大规模外族入侵的战争发生：文革，到底有多大的鸟事，竟要让亿万之众全都放下手中之事而围着一个人转？！

而今，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曾意识到自己是那场劫难的受害者，整个社会对文革的认知竟还要从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那里再大幅度地倒退。在民主政制的国家（地区），公职人员、政界人物，首先是最高领导人，如果有任何一点瑕疵，哪怕就是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都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批评，乃至下台滚蛋：尼克松因水门监听事件被迫辞职，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贿赂事件被弹劾，克林顿因绯闻向社会公开认错道歉。而中国大陆，和平年代里整死害死杀死饿死达天文数字的人之罪魁祸首，居然还在被歌功颂德。两相比较，仅此即已彰显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与海峡对岸、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巨大差距。连文革这一页都翻不过去，中国大陆不可能走出丛林，迈向文明，开启未来。

老三届，作为一个群体概念，从表面上看，是指文革之初因运动爆发所导致的停课而滞留校园的初中、高中各三个年级的所有学生，就本质而言，则是基于这个群体曾在适龄读书的时段被整体剥夺了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权利的共性特征。对多数人来说，由于受教育权的被剥夺，导致了人生命运的逆转，尽管看似一个个阅历丰富，但却处处充满着匪夷所思而又毫无意义的人间磨难，由此形成了老三届这一群体的整体人生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三届不仅是文革的受害者，更是制度的牺牲品。于今，岁月如流水般逝去，我辈已然不会再有什么奢求，但如果在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依然看不到前边的一丝光亮，那就意味着，我们曾经遭际的苦难还有可能会以变换的形式而加以延续，我们的后代还要在暗夜中继续地摸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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