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是如何治理古巴的？(图)
卡斯特罗治理古巴，使得生灵涂炭。（网络图片）
新闻报道：90岁的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死了，此举动是此人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五十年前，当中国大陆被文革的风暴席卷得天昏地暗时，加勒比海的社会主义岛国古巴，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大折腾。本文拟根据当时的历史材料对这场运动作一个总的介绍。
历史背景
古巴在1959年初推翻巴蒂斯塔（Fulgenico Batista）独裁统治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掌握了武装，采取了一条激进的社会改革路线，导致在推翻旧政权中建立起来的联合战线瓦解，民主派和自由派纷纷离开政府或出走他国。
在武装斗争时期，卡斯特罗一再宣称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决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然而他掌权不到两年，古巴就成为一个由“七･二六”运动独揽大权的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同时，古巴又向拉美各国输出革命，派遣游击队，训练各国激进份子，展开游击战。
古巴的这种内外政策，使它在国内和国际都付出沉重代价。在国内，古巴自1961起就面临严重的经济萎缩和商品短缺，虽然美国的封锁起一定作用，但美国拒绝供应的能源和拒绝购买的蔗糖都由苏联东欧集团包了下来。
导致古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领导集团毫无基本的经济知识和经验，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同时把“社会主义觉悟”作为生产的基本动力，否认个人的物质利益。
自1962年起，古巴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
在国际上，古巴输出革命的政策使得美国对它的制裁受到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古巴陷于空前的孤立，只有墨西哥一个国家和它保持外交关系。
到了60年代下半期，古巴甚至和它的盟国苏联集团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其原因是苏联当时在国内实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国际上有“和平共处”的主张，反对盲目输出革命，这些都和卡斯特罗和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极左路线发生冲突。
1967年底，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国内长期的经济短缺日益严重；国际上自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杀后，卡斯特罗的拉美“大陆革命”计划破产，苏联集团和欧美社会党对格瓦拉的牺牲不但不同情，反而冷嘲热讽，卡斯特罗一怒之下宣布不出席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庆典，苏联则以撤走部分专家和减少燃料供应作为报复。
在国内外空前孤立和困难的时候，卡斯特罗不但不检讨其极左政策，反而准备用更大规模的运动来强化其路线。
粉碎“反党集团”
1967年底、1968年初，古巴国内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一切迹象都显示将要有一场大变动。
1968年1月28日晚，古巴全国人民都集中在电视机和收音机面前收听卡斯特罗的重要讲话，他宣布在党内揪出了一个以中央委员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为首的高级干部反党集团。
埃斯卡兰特是原古共领导人之一。他奉苏联之命在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事武装斗争时实行议会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卡斯特罗上台后，苏联要古共和卡斯特罗结合，卡斯特罗也看在苏联的面子上，在1965年底成立新古共时将一部分前古共领导人结合进中央委员会。
埃斯卡兰特一伙儿的罪名，是主张物质刺激，反对卡斯特罗所主张的“道德动力”；污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冒险家，说他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负责；攻击卡斯特罗盲目自大，好像古巴成了“地球的肚脐”（意为世界的中心）；以及预言古巴来年的一千万吨糖的计划会破产，等等。结果，这个“小集团”的多数人被判处了徒刑。
从这些材料来看，埃斯卡兰特等人大致上反映了古巴在内外交困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干部的认识，也间接反映了苏联的态度，而这都是卡斯特罗所不能容忍的。借着这场党内斗争，他不但压制了不同意见，同时也向苏联显示自己在困难局面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党和国家。
向小贩开战
卡斯特罗发起的这场党内斗争，不过是为一场1959年以来最大的运动扫清道路，预先消除反对的声音。
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向全国实况转播的讲话，宣布革命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小贩宣战。他先公布了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的一个关于街头小贩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匮乏负责。
小贩们的罪恶是：不参加革命组织，不参加义务劳动，利用摊贩非法赢利、剥削人民，目无物资配给制，从黑市进货等等，而且在小贩中提出移民美国的人最多。
卡斯特罗宣布：革命不是为了做生意的权利，古巴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他的这次演讲一直持续到午夜。
当演讲还在进行，古巴的“保卫革命委员会”（一个以街坊为基本单位的负责动员基层群众、贯彻政府各项号令和监视敌对份子的组织）和民兵就紧急行动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私人小店和街头摊贩，没收他们的财产。同时，私人酒吧也被占领。这些酒吧出售用甘蔗酿造的兰姆酒，提供一些桌椅给客人，和中国的茶馆差不多，是古巴当时唯一没有被组织化的场所。这些私人业主都被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到各个劳动地点（变相的劳改营）。
很多人被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在电视和报纸上公之于众，作为这些小贩生活奢侈的证明。一夜之间，小贩和私人业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了抄家和没收财产，很多店铺被砸，业主被打（古巴式的小文革）。
在这场打击和取缔私人商业的运动中，一共有57,000多个私人产业（绝大多数是小摊贩和小店）被没收。它不仅有应付当时的政治经济困难的用途，而且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国际共运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种乌托邦幻想：消灭商业和小生产，建立一个完全由国家统一调拨所有物资的经济。古巴党报《格兰玛周刊》（Granma Weekly Review）4月初发表的社论引用了列宁的“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言（这句话也是70年代中国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主要“理论根据”），用它来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宣布“我们必须彻底拔除商业制度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根源”。
古巴的特色，是在消灭了私人商业之后，并不是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由国家商业机构出面组织和安排生活物资的调配，而是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和“保卫革命委员会”共同负责的“人民管理者委员会”的半官方群众组织，其职能从调配生活物资到管理店铺和监察生活服务部门，无所不包。卡斯特罗是想以此来开创一个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社会流通领域的先例。
全国总动员和劳动军事化
古巴社会自从60年代初就被逐步地组织化了。除了党、团、工、青、妇和少先队这些从苏联照搬过来的组织以外，上文提到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则是古巴的独创。它在形式上像中国的居民委员会，但职能却大得多，从监视异己份子、贯彻政府号令到监督地方学校和注射预防针，几乎无所不包，几乎成了半个地方政府。
此外还有许多职能匪夷所思的组织，例如一个叫“教育的战斗母亲”，其职能是统一监督小学生的课外作业和活动，在学校教师参加义务劳动时代替他们去教学。
可以说，古巴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在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之下。正是依靠这些组织，卡斯特罗得以动员整个国家投入“革命攻势”。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线是最大规模地动员城镇居民下乡劳动或者从事建设工程。1967年卡斯特罗提出一个“环哈瓦那绿带工程”计划，要把哈瓦那周围全部种上咖啡和柑桔。这个工程就靠哈瓦那居民的“志愿”劳动，从1968年开始实行。卡斯特罗的理论是：城市是靠农村养活的，革命后城市人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如果你要喝咖啡，就必须自己去种。”在数十万哈瓦那人下乡后，他宣布“哈瓦那省现在不是国家的负担了”。
劳动军事化是“革命攻势”的又一条主要战线。1968年，古共社会局和书记处的成员都作为特派员分头到各省去指导，省一级的书记和副手就是当地的司令和参谋长，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以及工厂和农场都照此办理。每个地方和单位领导都分作两部分：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地或工地上，由“司令”挂帅）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机关，由“参谋长”坐镇），人马也相应分作两拨。
卡斯特罗的家乡奥连特省可以作为全省劳动军事化的典型。
卡斯特罗的弟弟和继承人劳尔（Raul Castro）亲自坐镇，授予各级干部象征性军衔。“战斗”就是假定某一天外敌入侵，警报响起，全体男女老少各就各位，青壮年男子前往“战场”（即甘蔗地），妇女在后方接替男人留下的岗位。奥连特省还根据这个军事化的安排举行了若干次演习。如4月1日全省在凄厉的空袭警报下动员起来，93,000名男子登上卡车下了甘蔗地。
在城市，为了制造真实的战争效果，很多工厂甚至拉掉了电源，把工人先赶到防空洞，然后再解除警报，让他们重返车间，有的还故意在照明不足的情况下生产，意在让这种紧张的战时气氛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劳动军事化使得旷工、迟到早退以及磨洋工等等都成了由“战场纪律”处置的问题。大量的劳动营被组建起来，收容那些受“军法”制裁的工人，强制他们干艰苦的工作。劳动军事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大量的军队成建制地派到劳动前线，有的地方军官直接代替了行政长官在指挥。
总之， 古巴全国在这种劳动军事化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是卡斯特罗提出的一千万吨糖的奋斗目标。蔗糖是古巴唯一能换取外汇、维持国内经济的大宗出口产品，自1965年卡斯特罗第一次为蔗糖生产制订指标以来，没有一次产量达标，长期徘徊在六七百万吨左右。
1969年是古巴革命十周年，卡斯特罗两年前就提出要在这一年内达到一千万吨糖的产量。1968年3月，他甚至说这个产量已经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革命的荣誉了。他把这一年命名为“决定性奋进的一年”（古巴革命后每年都有特别的年号，如农业改革年、组织年、团结年、英勇的越南人民年、英勇的游击队员年等等），把整个古巴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动员到了极限，统统投入到甘蔗地里。
1969年1月2日，近百万古巴人从半夜就开始排队进入哈瓦那的革命广场，收听卡斯特罗将在早上十点开始的讲话。卡斯特罗在这次讲话中宣布：为了让更多的食糖出口，在国内糖要实行配给。
此外，他还宣布将1969年和1970年的头七个月并在一起算作一年。这是为了一千万吨糖而战斗，而且取消1969年所有的假日，把年底的圣诞和新年假日延至翌年的7月份，和一千万吨糖的胜利一起庆祝。这样，卡斯特罗把日历也改变了（和中国的“全民炼钢铁”异曲同工）。
1月底，他说一千万吨糖“将使古巴变成巨人”，这种“岛国巨人”的心态就是他发起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潜意识。6月14日，卡斯特罗来到奥连特省参加砍甘蔗开工仪式，并宣布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正式打响。
创造“新人”
古巴革命的一个特点，是始终把塑造“新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格瓦拉首先提出革命要创造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这样的人是革命车轮上的“幸福的、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在发动“革命攻势”之前曾把格瓦拉树为全体古巴人，尤其是古巴青年的榜样。
在为格瓦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卡斯特罗提出让古巴青年全都成为格瓦拉那样的人。
古巴当时还树立了很多“新人”的集体典型，最突出的是松树岛青年公社。松树岛在古巴南面加勒比海上，革命前是监狱，卡斯特罗等人曾在那里坐过牢。
1965年，这个岛被交给古巴共青团，先后有五万左右青年人移居岛上，在那里开荒（古巴式的知青下乡）。卡斯特罗的目标是把这个岛变成古巴出口柑桔的基地，产量要超过整个美国和当时另一个大量出口柑桔的国家以色列的总和。
岛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报酬完全平均主义化，唯一的区别是每个家庭人口的多少。卡斯特罗曾经多次说过：要取消金钱在分配中的作用，这个目的在青年岛上基本实现了。青年岛成了社会主义古巴的社会主义飞地。在“革命攻势”开始后，大量的古巴人被组织成“纵队”来到这里，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取经，准备回去推广。
这个岛也是外国客人来访的必到之处。卡斯特罗常常亲自陪同外国人前来，向他们介绍这里的“新人”实验。
教育革命
在“革命攻势”和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中，教育是一条重要战线。卡斯特罗本人对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有特别的热情。
还在马埃特腊山打游击时，卡斯特罗就对一个来访的法国记者畅谈了他心目中未来的农村公社：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家庭分开，一出生就过集体生活，自幼年就参加劳动……这些都是农村公社道德教育的基本措施。
从60年代早期开始，卡斯特罗就根据这个原则大力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古巴斥巨资在农村建立了许多新学校，把城市少年儿童送到乡村，让他们在和家庭、父母、城市环境相隔绝的情况下接受军事化的教育，把学习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1960年古巴就建立了一个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系统，学校全部设在山村和边远地区，挑选13岁以上的少年男女住在那里接受长达四五年的训练。实践儿童与家庭隔绝、受到无区别对待的寄宿制学校也受到大力提倡。
60年代下半期，略早于“革命攻势”，卡斯特罗又提出了“学校办到农村去”的计划，古巴全国的中学，每年要有一两个月把全体学生和教师送到农村去，在那里边劳动边学习。此外，学校办工厂、农场，和农场、工厂办学校，当时也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革命攻势”中，这些已经实行的措施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高等教育成为了主要目标。
卡斯特罗对知识份子尤其蔑视。他本人是“学生革命家”出身，一直主张学生造老师的反（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刚胜利的1959年4月，他就在哈瓦那大学对学生说：要让他们来修改教科书，让他们教老师什么是对和错（工农兵学生上讲台）。他还把旧大学贬得一文不值，说那里充斥着骗子和不学无术的人，是一个“腐烂的、对欺诈比对教学更感兴趣的地方”（知识越多越反动）。
1969年3月，“革命攻势”期间，他又来到哈瓦那大学发表有关系统的大学改革的讲话。他说古巴需要的是技术人才，高等教育要改变过去那种把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开的做法。大学要大大缩减，变成技术学院，每个专业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学农的下乡，学工的下厂，学畜牧的进养殖场，学制也要缩短。他还提出要大大缩减乃至取消人文学科。
总之，他说古巴要成为一个“技师的民族”。对高级知识份子，卡斯特罗有一个嘲笑的说法，叫做“人行道上的农学家”，用来指那些在他看来不学无术或是只有一些迂腐学问的知识份子：他们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连一行庄稼都没有种出来。
革命攻势的“升温”
古巴的“革命攻势”，是在和苏联集团发生理论和政策分歧的情况下展开的。然而苏联1968年8月对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却为古苏和好创造了条件，使得“革命攻势”更加升温。
苏联入侵捷克后遭到举世谴责，然而和苏联关系冷淡的古巴却出乎意料地表示支持。卡斯特罗在8月23日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完全同意苏联对捷克局势的分析。他认为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下，捷克正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倒向西方阵营。
虽然他承认，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华约国家的军事行动是对捷克主权的破坏，但社会主义者只能从政治的必要性去接受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卡斯特罗之所以支持苏联的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前一阶段的改革思潮算总账，让苏联人知道捷克的演变正是他们曾经鼓励的改革政策的恶果。
卡斯特罗说，存在于捷克的很多现象也存在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对物质刺激的提倡和对个人利益的纵容。
他引用塔斯社的声明，其中说：不幸的是，在捷克，经济改革的讨论发展到了危害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步。卡斯特罗问：“我们很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打算在经济领域限制那种日益导向商业关系和自发倾向的现象，是否打算限制那种日益为市场的用途和市场在决定价格的过程中的作用而辩护的做法？苏联是否意识到了必须制止这种倾向？”
他还大力批判了苏联东欧国家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幻想。在批判社会主义阵营自由化的问题上，他把根子一直挖到了南斯拉夫和铁托（Josip B. Tito）身上，反对苏联在1956年和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这样卡斯特罗就把问题一直追到了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非斯大林化。
卡斯特罗的这次讲话是国际共运史上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书。借捷克事件，卡斯特罗宣布了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和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无疑，这次事件更坚定了卡斯特罗的信念。
半年后的1969年初，他就发起了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把“革命攻势”推向高潮。
“革命攻势”的失败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是一千万吨糖，这个指标是整个运动胜败的象征。政府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和平时一样劳动十二个小时。为加强对工人劳动的监督，政府发布了第1125号法令，规定为每个工人建立劳动档案，上面载有个人历史、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觉悟”的程度，它是确定工资、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等等的凭证。
然而，全国总动员加上严刑峻法都于事无补。到了1970年5月，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一千万吨糖是个无法完成的指标，但谁都不知道如何替卡斯特罗找到一个承认失败的场合和台阶（对比一下中国全民大炼钢铁的巨大损失）。
就在这时，流亡美国的古巴“反革命”在公海上绑架了几个古巴渔民，提出用他们来交换古巴的政治犯，卡斯特罗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一场新的反美运动。
数十万群众包围了瑞士驻古巴大使馆（瑞士大使馆的房子是前美国使馆的所在地，瑞士大使馆又是美古断交后两国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因此是全古巴最能令人想起“美国”这两个邪恶字眼的地方），威胁要冲进去。
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外交危机，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迫使古巴流亡份子释放被绑架的渔民回古巴。卡斯特罗亲自去欢迎这些人，并把他们带到围困瑞士大使馆的现场，作为一场反美斗争取得胜利的象征。
就在这次大会上，他第一次宣布没有达到一千万吨糖的指标。
7月24日是甘蔗收获期的结束，政府宣布产量是850万吨。7月26日，在纪念“七･二六”（即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带领人马袭击蒙卡塔兵营，这是卡斯特罗武装斗争的开始）的讲话中，卡斯特罗承认一千万吨糖的战斗失败。
他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对“客观因素”判断失误，并说要为这个重大失误追究责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自己提出“辞职”，但在群众的反对声中收回了这个要求（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重要决定并由群众的呼喊来“批准”，是卡斯特罗“直接民主”的主要表现），然后他撤换了糖业部长和教育部长。
和一千万吨糖差不多同时展开的“环哈瓦那绿带工程计划”这时也面临失败。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和家庭主妇辛苦了一年多，开荒种地，撒下了十亿颗咖啡种子，长出来的咖啡树却不结果，原因是哈瓦那地区不适于种植咖啡（居然事先没有试验？）。
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其他工作在一年半以来都围绕着一千万吨糖而运转，这场战斗的失败使得古巴的经济陷于瘫痪状态，其严重性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连卡斯特罗自己也不得不在“七･二六”的讲话中承认，领导人已经让古巴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一点，比“死不认错”的中共领导人强）。
8月份他对古巴妇联大会发表讲话的题目就是“自我批评”；9月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让我们再也不要像过去习惯的那样……把一个来自于我们头脑里的主意直接在实际中实施，这样的方案常常在现实世界中碰壁。”
以一千万吨糖为中心的“革命攻势”的失败，在古巴革命后的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在一段时间内，卡斯特罗汲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
自1970年开始，古巴党和政府逐步放弃了直接依靠群众运动来完成经济计划的做法，对最高领导人在制订经济指标时的随心所欲和直接干预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一些过去受到忽视的机构和制度开始建立和健全，向苏联模式看齐。
西方研究古巴的人士将这种种举措称为革命的“制度化”，意为革命有了一定的制度束缚，不再一味地激进化和用非常规的手段来达到经济和社会目的。
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
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是两个分别开展的运动。前者以经济指标为主，背后的动机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后者则基本上是一场没有经济指标的纯政治运动。而古巴的“革命攻势”可以说是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
在现象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和古巴的这些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点，例如：
用揪出党内反对派作为运动的开始；
在社会上确定一个阶层作为公敌，然后发动群众进行批斗甚至抄家；
全国总动员，使用远远超出常规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并不现实的经济指标，甚至正常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一切围绕着中心任务运转；
在人民群众中用个人和集体的典型强行推广普通人难以做到的道德标准，存公废私；
在教育方面要彻底废除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级研究，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心智和道德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发展起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在知识上只强调实用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一种政治上完全定型的、技术上能适应普通工农业生产需要的中低级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背景上，中国的大跃进、特别是文革和古巴的“革命攻势”，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挑战。
所谓苏联模式，这里指强调物质基础、技术水平，现实地制订经济发展指标，依靠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经济计划，以及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在6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围绕“利普曼主义”的讨论中，这些都是苏联东欧阵营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和古巴这两国之所以反对这个意义上的苏联模式（而非高度集权或计划经济意义上的苏联模式），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经济上是因为它们没有苏联那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物质和技术水平，只能诉诸他们所独有的或者说唯一的资源：群众运动和政治觉悟。
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一样，都是一种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是希望通过和平年代的继续革命，确保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不至下降，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
1968年，古巴总统多铁戈斯（Osvaldo Dorticos）对外国客人说：古巴正在用最快的速度进入社会主义，其主要方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变古巴社会。针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基础的强调，他说：“马克思设定了最终目标，解释了未来社会的性质，剩下的问题就仅仅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到达这个目的。手段越合适，达到目的的速度就越快。”在这个意义上，他用苏联作为反面教材：“自从1962年以来，……俄国人共产主义讲得越来越少，利润和恢复市场机制讲得越来越多。”
他甚至对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个当时国际共运公认的原则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试图用他们的改革把社会主义阶段永久化”，而不是把这个阶段看作从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短暂的休息站。
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文革之间存在着现象和本质上的相似，但基本上卡斯特罗在发起这场运动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或启发。
古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1965年为界，之前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卡斯特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维持平衡。但随着古巴经济日益依靠苏联，以及中国1964年开始削减对古巴的大米输出，中古关系恶化了。卡斯特罗在1965年1月的新年讲话中挑起了中古论战，但这场论战只持续了几个月就沉寂了。
此后古巴对中国的态度是不骂也不提，例如从1966年2月到1970年左右，《格兰玛周刊》基本没有单独的介绍或报导中国的情况，只有在1966年6月的一次报导中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人事变动，这是对中国文革和整个中国情况唯一的一次报导。相比之下，越南和朝鲜倒是经常在报纸的头版出现有关中国的消息。
根据一些在这个时期访问古巴并和卡斯特罗等高级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的西方左派人士的记载，卡斯特罗对中国以文革为高潮的极左路线很有好感，但具体了解得很少。
例如，波兰社会主义者卡洛尔（K. S. Karol ——此人因对苏联模式不满而长期住在巴黎）6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的书。次年他访问古巴，发现古巴政府把他书中的部分章节编成小册子在内部发行。他所遇见的一些读过这本小册子的干部都对中古之间的论战表示不解，因为双方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平均主义和反对物质刺激实在太相近了。
卡斯特罗这样对他说：“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令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在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还是核心，虽然是从平等的角度，而俄国人则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而不是去迁就它。我们要把钱彻底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