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江破坏“一国两制” 百万逃港者见证历史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7年5月31日讯】（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记者郑文新综合报导）从中共建政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万人。这120万逃港者换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万，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万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与逃港有直接关系！逃港者主要是不愿留在社会主义大陆，才跑到资本主义香港，这是的客观事实。因为中共造成的贫穷、饥荒及政治上的迫害百万中国人大逃港。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近日张德江对港有关言论被批破坏“一国两制”，是本末倒置。
逃港者主要是不愿留在社会主义大陆才跑到资本主义香港，
5月30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称，曾经出任中共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秉安，是震惊中外的《大逃港》一书的作者，近日，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此际，他打破缄默接受香港传媒的访问时坦率指出，没有人希望动乱，希望过不安定的生活。香港今天的问题，是（当局）没有抓住大多数香港人的心理，没弄清楚大多数香港人到底在想什么，轻率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外部势力挑唆。
此前，5月27日，张德江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所发表的讲话，曝露了当今中共对港政策一味只是暴力式的左的路线，张重申中共中央对港的全面管治权，并再次提到中共中央与香港的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一国重于两制。
陈秉安在深圳蛇口口岸附近15楼的家，露台正对深港西部通道，他说：“很多人不知道，40多年前那片水域，曾是多少逃港者的葬身之地！”60年代逃港主要走陆路，就是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到70年代因陆路防范加强，逃港者改以水路为主，就包括陈秉安眼前这片水域。
据中共官方数据指，从中共建政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万人。“这120万逃港者换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万，这是多大的数字！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万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与逃港有直接关系！”陈指逃港者主要是不愿留在社会主义大陆，才跑到资本主义香港，“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
陈说，1978年7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沙头角第一次看到了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脚下这边却荒凉冷清。不久后习敦促开放，宣称：“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王国，经济早就上去了！”
例如当年大陆定性逃港为“叛国”，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多次到宝安县调查研究，看到边境一些村十室九空，内地和香港巨大的生活差距令他十分感慨，下令将偷渡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陈说：“在当时内地仍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做这样的决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张德江有关言论被批破坏“一国两制”
5月29日，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称，对于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近日关于香港自治议题的言论，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批评，张德江有关言论破坏一国两制。他说∶张德江的言论，是把一国两制下对香港的承诺推翻了。《基本法》原是限制中央的无尚权力，可是现在却指中央愿意放行多少权给香港就多少，是本末倒置的。
梁家杰指出，经历行政长官梁振英5年的专横统治，香港社会已变得相当撕裂，伤痕处处。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说：理解在一国两制下中共中央拥很大权力，可是过去几年来，看到中共中央透过不同机构和方式介入香港事务，此举惹来港人不满。因此，张德江的言论只会让香港市民感觉中共中央是肆无忌惮地介入香港内部事务。
因为中共造成的贫穷、饥荒及政治上的迫害百万中国人大逃港
2月25日，陆媒搜狐发表题为：《大逃港：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的文章称，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在大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中共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中共市直机关有40名中共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为什么要逃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