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退出”到“不能退出”(图)

反右大字报（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10月30日讯】1 引言

60年以前的1957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是指导中共整风运动全过程的文件。中共在全部整风时期均按照《指示》进行。换言之，《指示》在全部整风时期都是有效的。《指示》中的“自由退出”及“言者无罪”两句最耐人反思。笔者不嫌浅陋，兹论述一二，并认为是一种欺骗，从而对欺骗后果及真话真难进行阐述，以纪念55万右派蒙难60周年。

2 “自由退出”

《指示》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记载，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2］

中共的这次整风运动，中共党员是要参加的。而非中共党员如要参加整风，必须是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我是经历整风全过程的人，从我的经历，对非中共人士绝无自愿一说，完全出于强迫。例如当时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演讲传达，是要100％的师生参加，以后听整风动员报告，参加小组讨论，也是要100％的师生参加，完全出于强迫的。至于“允许随时自由退出”一句，更是说了不算的谎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林希翎、谭天荣等均为非中共党员，他们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反右派时能“自由退出”吗？55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为非中共，但迄今为止还不曾听说有几个分子在鸣放、反右、整改等各阶段中提出本人不是中共而自由退出的。

笔者是一名“自由退出”分子。1953年—1957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57年临毕业前夕，刚好碰上了千载难逢的中共整风。1957年5月起参加了鸣放，1957年7月22日，电器四团支部召开会议揭发批判我的右派言论，会上有不少不实或过火之词。我缺乏修养，一气之下宣布自由退出整风回乡下老家去了，7月28日随学校专派的两人强迫我返校接受批斗，7月26日，在千人大会上被缺席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为此，大家对我擅自离校狂轰滥炸，我作了多次检讨也未能通过，说我是“东游记”式的检讨，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中共官方文件认为反右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阶段，反右是列在鸣放之后、整改之前的第二阶段，是大运动整风中的小运动，是二级运动，不是独立的一级运动。因此，整风反右的提法不妥，它是整风中的反右。我敢于“自由退出”一周，可能在全国的反右中是罕见的事件，冒中共之大不韪，也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精神。我为此鲁莽冲动追悔莫及，懊恨了60年。今天，重新学习《指示》，“自由退出”是被允许了的，我是无罪的。于是我又自问：55万人都不“自由退出”，他们何等聪明，难道不懂得“自由退出”？我是对抗运动，还是遵照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指示？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旁观者清，恭请那代的耄耋老人和当代的年轻人给予指导。

3 “言者无罪”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2］

《指示》说：“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1］

“言者无罪”是被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规定了的原则，是要坚决实行的。

1957年的55万右派，基本上都是在言论上出了问题，是整风鸣放会上放的，是言者。照理说，按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原则，言者应是无罪的。可是事实是，言者都是有罪的，55万名右派几乎全部丧尽尊严地检讨了，向党向人民向毛主席请罪，检讨通过后基本上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有的劳改，有的劳教，有的罢官，有的降职降薪，有的下放监督劳动，有的开除学籍，有的工作考查，有的被杀，有的自杀……统统成了反面教员，成为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言论自由，即言者无罪，是全世界认可的普世价值。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的第19条说：“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3］共和国的《宪法》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言论自由”的内容。1954年的共和国宪法第87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4］言论自由是六大自由的第一大自由。毛泽东、中共中央在1957年5月说的“言者无罪”是正确的言论，他们开展的鸣放行为是正确的行为。可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在1957年6月8日以后的“言者有罪”的言论和行为则是错误的，它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今天，必须进一步进行反思，重申“言者无罪”的原则。

4 欺骗后果

悠久的中华文明，始终存在正反两面的文明。正面的提倡“信、和”，奉行“信为千善之本，和乃万福之源”。而反面的提倡“假、斗”，奉行“兵不厌诈，斗乐无穷”。文革时期的一句“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说明一切，政治与骗子相互组词。人们企望反面的“假、斗”尽量缩小，正面的“信、和”尽量扩大。

反右运动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胡平在《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第449页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的确是在党内和党外、高层与下层两个战场上，同时打了一场大战。两个战场的区别在于，一个战场上风云变色，明火执仗；另一个战场则云遮雾绕，兵不血刃。”［5］反右是战场，是军事，军事家们兵不厌诈，政治家们是“政治骗子”，商人是无商不奸，学人也是学术造假，然而，人们要求的是“君无戏言”，更无诳语，一言九鼎，诚信第一。把普通的民事活动当作一场战役的军事行动，进行欺骗，多么恐怖与恐惧呀！把社会搞成恐怖场，按《世界人权宣言》是反人类的。

从“自由退出”到“不能退出”，从“言者无罪”到“言者有罪”，是明目张胆地欺骗，是君王欺骗，是具有示范作用的欺骗。从此，大地上万马齐喑，三面红旗，四个伟大相继发明，饿殍遍野，怨声载道，浩劫丛生。我在1962年6月2日的《日记》中有段勇敢的描述：“谈到1958年的错误，1957年一役（指反右派），1958年跃进，1962年吃苦，为什么？右派一棍子打昏了，中派一下子吓昏了，左派一阵子冲昏了。知者未言，急者为所欲为，岂有不谬之理。出现了现实封神演义，亩产20万斤，一天等于20年┅┅”

5 真话真难

最近，俞正声在政协会上说：“支持讲真话，道实情。”讲真话要政府支持，真话真难。

俗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则是：一次说假话，百年不真话。说真话真难。

人类早已进入信息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新时代更需要人们讲真话。然而事与愿违，一些人惯性使然，仍在喋喋不休地说，“自由退出”与“言者无罪”是何等的伟大、光荣、正确呀！不仅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连共和国的《宪法》第33条也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6］共和国的《民法通则》又说：“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7］要求所有参与民事活动的人讲信用，诚实不欺。

2016年，白岩松在一次演讲中说：“明年即2017年，是中国大陆‘打右派’一个‘甲子’。右派们也还有尚在于世的，他们像大熊猫一样，既是活化石标本，又是反面教材。准备讲真话的朋友，至少要先问问那些还活着的右派化石们，在这样一个国家，尤其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可不可以讲真话。我想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满腔的冤屈、愤怒，进而是仇恨，最后还很有可能会骂一句：骗子，大骗子！”

2016年，龙永图说了真话，他为什么送外孙女去美国。他说，一是培养孩子的诚信，不说谎是基本底线，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8］

1957年，社会把诚信彻底打碎了，今天要想恢复的话是难乎其难，只有正本清源，认真总结右派蒙难的教训，妥善处理历史问题，鼓励说真话，才能做到真话不难。

一个甲子前，至少还有55万人敢讲真话。60年后，普遍感到道德滑坡，假话遍地。中共提倡中华复兴，使衰落后的道德再恢复起来。先恢复到60年前的水平，以后再振兴中华，使讲真话兴盛起来，［9］讲真话不难。

6 结语

幸存的任何上过“言者无罪”、“自由退出”大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应该拿出60年前讲真话的勇气，口述笔述自己最熟悉、最伤心的经历，从而分析批判说假话的危害，鞭跶思想罪、言论罪的残暴。为中华民族流尽最后一滴汗，促进人们说真话，作一个科学人，老实人。这是一件真正正确、光荣、伟大的事业，更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7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N］．人民日报，1957．5．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3）［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M］．1948

［4］全国人大．共和国宪法［M］．北京：1954

［5］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

［6］全国人大．共和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全国人大．共和国民法通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龙永图．从我送外孙女去美国谈谈中国的教育［J］．现代教育家，2016（6）

［9］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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