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仅仅只是被迫执行了毛泽东整人的那一套，他也有主动作恶的一面，“一打三反”运动不就是个例子吗？（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这场运动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包括思想解放的先驱王佩英、遇罗克等在内的数万人被处决，堪称是文革中血腥的一幕！
那么“一打三反”运动究竟是谁发动和主持的呢？关键在于弄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据大陆文革史专家王锐先生的考证与研究，各方资料显示，这份文件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而是出自于周恩来的意思并是由他亲自主导的。
首先，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找到依据。该《年谱》1970年1月30日记载如下：
1月30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极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特别是“我们……认为现在需要”这种句式和语气，明确表明是周主动搞这样一个文件，而不是受毛泽东指令被动地这么做。
而在另一个更显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显示的更为清楚明确。《文稿》在《对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篇目中，这份“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毛泽东批语仅有两个字：“照办”。而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如此看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远不像官方和许多人以为的那样，仅仅只是被迫执行了毛泽东整人的那一套，其实他也有主动作恶的一面，“一打三反”运动不就是个例子吗？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原始文本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了，不过，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毛建国文稿》中那段“注释”，都有该文件的内容简述。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原文件全文外，王锐先生查到内地公开出版物中记叙最详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的4卷本《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中的记载，所引文字都打了引号，应是编者直接从这份中共中央文件中摘录下来的。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在谈及出台这个文件的由来和动机时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引号内的文字完全录自该书，下同）
谈及如何打击所谓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明确要求：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以上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527页至5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相比较而言，以上6款内容最重要的是2、3、4、5等4款，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这也是导致遇罗克，及以后的张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处决的依据。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权限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
根据王锐《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整理编写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