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考察 两个大姑娘蹲在地上不起身竟因……(图)
万里去安徽考察，没有按地方领导事先预定的路线，看见两个大姑娘蹲在地上不起身，心想这家人怎么这么没礼貌。（网络图片）
毛时代中国农民的贫困程度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想像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万里副总理去安徽考察，没有按地方领导事先预定的路线，信步走进路边一户农家，看见两个大姑娘蹲在地上不起身。心想这家人怎么这么没礼貌，自己好歹也是个大首长，起身打个招呼应该是本份吧。等到地方官喝令俩少女站起来迎接首长时，这才发现下面没穿裤子。
万里又走进另一户农家，想看看那家的小孩。女主人挪开灶台上的一口铁锅，看见两个光身小孩窝在灶膛火灰中。女主人解释说天气太冷孩子没衣穿，做过饭的灶膛有热气，把孩子放里面暖和些。
……
毛中国的农民生活，用饥寒交迫一词来形容实在太过苍白。那时能吃饱肚子的农民应该不会超过5%。飞骏故乡有200多人，就两个村官家人衣服没打补丁。我上小学时穿的那件棉袄则是补丁连补丁，裁衣时的面料一寸也看不到。
幼年最难忘怀的记忆就是生产队长家飘出的炖猪肉味道。
那时全村老乡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猪肉，只有生产队长家隔三差五能飘出醉人的肉香。
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相信，村长家飘出的炖猪肉味道半里路之外都能闻到。
长年尝不到肉味的儿童，对肉香的超级感受力不是今天的独生子女理解得了的。
普通农民的房舍偶尔也能飘出肉香，但都是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的日子。
一是过大年；二是婚丧喜事；三是订娃娃亲的“谢媒宴”。
那时有条件的家长都习惯为孩子订娃娃亲，媒人谈拢婚事后要举行“谢媒”仪式。无论这家多么贫穷，“谢媒”那餐宴席是少不了肉的，否则谈好的婚事就会泡汤。
过年和婚丧喜事可以没肉，但“谢媒”宴主人家得想尽一切办法弄到肉。
除了极度饥荒年份外，农家过大年总是要让孩子尝尝肉味的。那时我们一家七口人，三个大人四个小孩，饭量比今天的20人还要大。
“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年闹饥荒，大年三十也吃不上肉。爷爷硬起头皮做了一个令我们小孩喜出望外的决策：过年那天全家加一次“饭餐”。
今天的孩子只听说过“加餐”，没听说过“加饭餐”吧？
所谓“加饭餐”，就是全家敞开肚皮吃一餐“白米饭”，记住没有菜！
吃“白饭”还叫“加餐”，开玩笑吧？
那年月“白米饭”能吃饱就是“加餐”！
平常一日三餐要么红薯要么野菜要么萝卜老南瓜当主食，侥幸掺点米也是能够数得清的，沾在红薯南瓜表面稀稀落落像十五月亮四周的星星。
说是“白米饭”，颜色也不是白的，而是黄中带黑。那年月农家分到的稻谷多是严重变质的，夹出的米呈棕黄色，含有大量的致癌黄曲霉素，那可不是一般的“毒食品”。
如此“毒食品”可是绝大多数农家掰着指头省吃的奢侈品。
那年月生产队没有霉变的稻谷多交了公粮。
大年三十“加饭餐”，一口大锅煮了五升约13斤稻米，我们三个大人四个小孩全吃光了，本人感觉还没有足够饱。
除了那年“加饭餐”过年外，记忆中每次过年我们都能尝到肉味。不过不是生产队长家吃的那种猪肉，而是价格只有一半的猪头肉。
那年月的猪个头很小，一个猪头通常只有五斤左右。
全家春节买回一个小猪头，先割下腮帮部分的肉用于拜年“送礼”；然后把割下表皮的猪头煮熟，从头骨上拆下来的肉用于拜年“待客”；最后把带有很多毛的猪嘴和前脸部位的皱巴巴肉皮，总共不到半斤切碎放回到煮过猪头的汤水里，再掺进半桶水，切上七八斤萝卜放进去，大火炖烂，就是全家过年的美味佳肴了。
全家人围着萝卜炖猪嘴吃个酣畅淋漓，那个享受啊随后几天都经常梦到。
过年时节猪肉好买一点，平常农民要想买点猪肉就难于上青天，一是要想法弄到钱和肉票；二是要去镇上的“食品”衙门排很长时间队。
那时我家兄弟三人，母亲只希望能给一个孩子娶上媳妇延续香火，连续几年托人说媒，终于给五岁的弟弟说合了一门娃娃亲。
接下来是准备“谢媒”宴席。上过高中的母亲从吃官粮的同学那里弄到了几斤肉票，东挪西借凑了几块钱，就去镇上排队买肉。
那是一个零下七八度的严寒冬天，母亲凌晨三点起床，披星戴月赶往三公里外的区政府“食品”衙门，看到前面已经有不少人排成了长队。
母亲身着补丁缀成的单薄冬衣，在刺骨寒风中站了七个多小时，快到中午十二点时才挤到柜台前，可柜台上已经空空如也，猪肉刚好卖完。
“食品”衙门每天只宰一头猪，多数猪肉都被不用排队的“后门”关系户买走了。
母亲那个失望啊！！！
母亲后面还有不少排队者。听说肉已经卖完了，队列瞬间骚动起来，人们不要命往前挤，把母亲重重挤压在柜台木槛上。母亲胸部一阵剧痛，两眼发黑滑倒在地上。
母亲几根肋骨给挤压断裂了，在床上足足躺了十多天。
……
我记忆中第一个“有肉吃”的大年是1979年过年。上一年冬天父亲在水利工地打炮眼时受了重伤，被一块飞起的大石头砸破了肠胃，做了开腹大手术，大年三十仍躺在医院病床上。时任区委一把手的高中同学来卫生院慰问，特例拔给父亲一百元工伤抚恤金。母亲要照顾父亲离不开，就给身高只有1.49的我10元钱，嘱我当天赶到6公里外的公社“食品”衙门买一个最大的猪头，多余的钱买几斤肥肉。
我赶往公社“食品”衙门时，在场排队买肉的农民看到一个小孩子独立前来打年货，不约而同给我让路。
食品工作人员对我这个小孩特别照顾，给我选了一个10斤重的大猪头，然后加上6斤多猪肉，并且都是“肥肉”！那年月“肥肉”比瘦肉远为抢手。
我用一根木棍担着16斤猪肉往三公里外家赶，心头飞起的那个兴奋劲啊，此后的岁月一直都没有超过。
故乡很重视家人大年团聚，虽然父亲重伤在身，当天下午母亲还是用板车把父亲拉回了家，全家人围着火塘敞开肚皮，痛痛快快吃了一顿没掺萝卜的炖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