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龙兴之地”如此破败 中国东三省怎么了？
中国东北三省的人口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7月30日讯】近年来，中国东北三省（下称“东三省”）的人口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多年的人口净流出、低生育率及明显的老龄化问题，使其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日前，辽宁省为缓解这一危机，决定在省内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自主创业”养老新规，以缓解因人口危机造成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等公共服务压力。
曾几何时，提及中国东三省，人们会想到林海雪原的盛景和白山黑水的丰饶。凭借优越的自然与人口资源，在计划经济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而今，这片承载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亲历国民经济转型过渡的“龙兴之地”却已不复当年，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似乎亦随着人口危机的汹涌而淹没。
事实上，中国东三省的崛起与失势均与人口迁徙有着密切联系。19世纪中后期。大量的中国华北平原人口因逃荒或避战而北上东三省谋生图存，进而形成了第一次“闯关东”的移民潮。20世纪前叶的中国，由于军阀统治的混乱局面，加之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的日本带来发展机遇，不仅为东三省带来第二批移民，更使东三省成为当时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充足的人口资源为东三省的经济注入强大活力，而伴随着人口的激增与经济的提升，1945年时的东三省甚至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中共建政之后，依靠民国及日据时期的“原始积累”，并借由政治力量的推动，东三省当仁不让地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建立并拥有独立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从此更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直至改革开放前约30年时间里，东三省依旧作为中国经济重点建设地区和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此期间，尽管东三省仍属于人口迁入地区，但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东三省生育率开始走低。此后，随着中共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施行，东三省的人口增长更是趋于停滞。
更为重要的是，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与经济发展的重新布局，使得东三省老工业区的发展形势急转直下，几乎一夜之间褪去了身上的荣光而变成歧路亡羊。尽管无辜的产业工人们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但却不得不接受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对此，无论是中国电影《钢的琴》、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抑或韩国电影《黄海》，都有对1990年代末期，东三省社会生态因经济体制改革而遭受冲击的观察——破旧的厂房、灰暗的天空、肃杀的街道以及主人公内心的不甘与最后的挣扎。
这样的东三省，仿佛困兽犹斗。有鉴于此，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前往东北调研时提出“振兴东北”的口号。以调整东三省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后，在振兴战略支持下，东三省经济增速略有回升，然而好景不长，从2013年起，外界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增速靠前的东三省再次陷落。
2014年前三季度持续恶化，及至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几近垫底。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此轮东三省的经济失速，无论体制及产业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产能过剩，还是高度工业化带来的高城镇化率，都将最终的结果引向人口生态的破坏。
首先，经过19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约750万人同时失业，毫无预警地使他们脱离了赖以生存的体制，同时也意味着切断了他们生活中的供血。另一方面，由于东三省普遍的“人情关系”现象以及招商引资后各类巧立名目的罚款令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甚至由于“制度成本”难以为继；此外，由于地缘关系，东三省与韩国日本长期进行经贸合作，但由于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2014年前三季度，日本在辽宁的投资同比降低33.5%。韩国投资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降幅更大。
因此，由于没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加之普遍偏低的工资水平，导致东三省大量劳动人口的迁出。根据2010年时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00至2010的十年间，东三省每年净流出180万人口。其次，由于早期的生育政策压力、高水平的城镇化加之高昂的经济负担与“移民社会”造成的宗族意识淡薄，都造成晚婚晚育，甚至晚婚不育的现状。
以辽宁为例，据统计，2013至2016四年间的人口增长甚至不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四年；此外，2010年，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为0.74，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位为黑龙江0.75，倒数第三位为吉林0.76。表面上看，人口迁移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趋利避害。但人口快速并大规模地向东部少数地区集中的现象，本质上体现的却是地域间资源配置的失衡，而劳务大省的人口危机也是一种升级版的空巢现象。
最后，在人口外流与人口负增长的夹击之下，无疑使老龄人口社会雪上加霜。人口红利不仅会随之减弱，更会令中国东三省本就疲软的经济环境每况愈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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