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印尼人很少说官方语言印尼语？(图)

印度尼西亚人（图片来源：Pixabay)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8年10月20日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大卫・费特林（David Fettling），在墨尔本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历史博士。2017年，他出版了《亚洲非殖民化邂逅》一书。他的文章在BBC、Longreads、ABC 、卫报（澳大利亚）和雅加达邮报等均可看到。喜欢热闹和探索的他，现居东南亚。2018年8月在BBC 发表文章，讲出他自己对印尼人很少说官方语言印尼语的见解。

文章全文如下：

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市（Yogyakarta）一个安静街区的路边小摊上，一名妇女切碎西红柿、豆子和菠菜，还有一个红辣椒，再拌上花生酱，然后将做好的印尼什锦沙拉（lotek）递给那些骑着摩托车排队或坐在蓝色塑料凳子等候的顾客。她对我充满着疑问，好奇我是谁，而我对她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为了与她这样的当地人聊天，我搬到了印度尼西亚居住，还参加了印尼语的强化学习班。但即使我已上了数百小时的印尼语课程，今天我仍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她说的每句话我听起来像是只有半个音节。我确实能听出一些熟悉的单词，但是少得可怜。我想知道她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对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以及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其政治和文化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我并没有得到答案。

她把我买的食物用报纸包好递给我，我能读懂报纸上的文——“标准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 baku）”，我心想，这就是教科书用的印尼语。我的老师在课堂上将这种语言称为“Baku”（印尼语中意为“标准形式”），强调这是我们正在学习的印尼语的标准版本，这是国家的官方语言。老师强调补充的这句话在那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但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东南亚地区，组成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现代国家的数千个岛屿至今仍有数百种语言流通，而印尼语的前身马来语在一千年来因为东南亚海洋贸易的需要，成为这个地区贸易和交流之用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而得到了发展和传播。马来语被认为语法简单，无社会等级意识，比其他地区语言更容易学习。虽然几乎不是任何族群的母语，但随着印尼马来地区各民族的交往沟通，马来语逐渐成为他们彼此沟通的通用语言。

印度尼西亚小姑娘（图片来源：Pixabay)

然后，在20世纪初期，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在策划脱离荷兰殖民统治而独立时，一致同意将拥有着较大词汇量的一种马来语改良版本，命名为印度尼西亚语，以作为即将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印度尼西亚学者本尼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马来语“简单而灵活，可以迅速发展成一种现代的政治语言”。

选择印尼语目的是为打破民族沟通障碍，促进300多个民族融入新的国家，印尼独立在1949年正式得到承认。当时的想法是，不把任何主要的民族，包括爪哇人（爪哇语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语言有大约40％的人口在使用）所使用的母语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才不会产生或强化各民族间的不平等，新生的印尼语将有助于印尼这个多民族国家维持统一。

印尼语是从马来语演变而来的，马来语是19世纪的水手跨越东南亚海洋活动的通用语（印尼龙目岛上身穿传统服装的年轻妇女和女孩）。

但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今天，标准的印尼语并没有与马来语有太多不同之处，人们很少在日常交谈中使用。听到我说起在路边摊与当地人聊天时遇到困难，我的语言老师安迪妮（Andini）告诉我，人们认为印尼语太过“kaku”，即死板和僵硬之意。此外，人们有时会发现印尼语不足以表达他们想要的东西。安迪妮承认，她经常有着这种挫折感，有些时候印尼语无法将意思表达清楚，她就想要使用她家乡的东爪哇方言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产生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尼语本身：印尼语比大多数语言的词汇量少。《雅加达邮报》的安迪・巴俞尼（Endy Bayuni）写道，印尼小说翻译成外文后往往好过原著，而外国小说翻译成印尼文读起来会嫌“累赘和重复”。但也有一个政治层面的原因。根据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南希・杰史密斯-荷服勒（Nancy JSmith-Hefner）博士的说法，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是在学校学习印尼语，然后成年后也主要是在政治演讲中听到这种官方语言，他们便将印尼语与社会的单一化视为一体。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98年的苏哈托（Suharto）独裁统治期间，因大力提倡印尼语，扼杀了许多个人和文化表达形式，印尼语的单一化现象更加严重。奥克兰理工大学文化、话语和传播研究所的奈尼・马丁-安娜提阿斯（Nelly Martin-Anatias）解释说，正因为如此，那些说印尼语的人在印尼很容易被看着是“装腔作势、书呆子气，或浮夸炫耀”。

事实证明，由于印尼语的过于简单和呆板，这个为了统一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语言实际人为制造了一个新的障碍，那就是阻止了国民之间更深层次的沟通。印度尼西亚人为了突破这个障碍，在生活中使用的是适合其特定地区、特定辈份和社会阶级的极富个性的语言。

对标准印尼语感到不满的印尼国民有很多选择。印度尼西亚有着数百种地区语言和方言，有时当地人只讲当地语，有时则将当地语与标准印尼语混合使用。我所在的日惹市位于爪哇岛的中心地带，也是历史悠久的爪哇文化的传统中心。在日惹，爪哇语十分常见，有些爪哇人使用爪哇语是为了表达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豪感。一个食品供应商每天早上都在我所在的街道上推着他的木制小推车卖soto ayam（印尼语意为辣鸡汤），和他谈话时，他经常会混入爪哇语，让我们的谈话变得很难理解。最近有个问题他重复问了我三次，我才听懂。原来这是表达他为自己民族文化遗产而骄傲：你看过wayang kulit（印尼语意为皮影戏）吗？那也是经典的爪哇文化表演。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成为通俗的印尼语的新领地，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继续形成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更酷的语言变体，兴高采烈地挑战着老人家对语言的理解。印尼可以说是亚洲言论最自由的国家，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是Twitter、Facebook、WhatsApp和Instagram的狂热粉丝，他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用新词和外来语（borrowed words）发展着自己的语言。当安迪妮和我在课堂上浏览印尼人的推特时，网络俚语的频繁出现使得我时不时就要停下来仔细理解词义。

马丁-安娜提阿斯告诉我，通过补充各种非正式和地区性的语言，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在交谈时“建立了亲密和认同感”，这样他们才能更准确地传达情感，表达需求并讲笑话。

然而标准的印尼语仍然是我在这里交流的最佳方式，而对我来说，这种语言达到了其最初的目的。当我使用标准的印尼语时，我很欣慰地发现仍有不少人十分高兴地与我交谈。当某人以我容易理解的方式与我说话时，我能感受到对方的重视，知道他们很可能是为了我的方便，改变自己说话习惯，这是他们对我有意识的包容行为。

这是发生在我乘坐一辆摩托出租车从教室回家时的一件事。我能完全了解载我的年轻司机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的问题都使用简单的短语：“在你的国家现在是什么季节？”；“在你的国家有叫车软件吗？”。对我的问题，他也力图以最清晰的方式回答。我尴尬地说了一个刚刚记住的俚语，他对我竖起了赞扬的大拇指。

要知道何时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何时运用单一的语言风格，以及如何成功地平衡统一或多样性的不同冲动——这就是官方印尼语以及印度尼西亚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