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褚时健配得上中国民间的赞誉吗(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
高龄创业的褚时健（网络图片）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9年3月14日讯】一个月之内，中国两位知名人士去世引发国内外关注与评价争议，一个是副部级高官、亲身经历中国数十年政治斗争被民间称为“两头真”的李锐，另一个是在国企干过一把手并锒铛入狱后高龄创业的褚时健。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所谓在一个人生前多少无法评价，因而死后评价成为庙堂与民间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喜欢说“死者为大”，就是说，即便一个人去世后，只要他有善良人性的一面，则往往避免去讨论他的时代性与局限性，正因如此，在名人去世评价问题上，近些年往往在中国引发民间论战，比如前几年过世的文学家杨绛。
为何名人去世会在民间引发争议？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由于官方与主流社会过于给名人拔高与赞誉。但，回归本质问题，即一个人该不该有如此高声誉？他做对了一些，他同时又做错了什么，比如李锐对政治问题上的“两头真”，是否符合逻辑正确？一手打造国企“烟王”的褚时健，是不是真的具备企业家精神？这需要严格区分与评判。
李南央：被捧杀的李锐
其实，对李锐的评价问题，李锐女儿李南央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得异常客观：“他被中国一些人评价为改革派、良心派，甚至于曼德拉、神灯，这是纯粹错误的，李锐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不过是被一些人放上面烤”（接受明镜视频采访）。
曾担任过毛泽东、陈云和高岗秘书，李锐亲身经历中国1949年后多次政治斗争，他写的《庐山事件实录》，就很好地记录了党内是如何整治另一位高官彭德怀的。近距离在中国高级领导人身边工作，到之后被整治，被关押在中国最顶级的监狱秦城多年，应该说，李锐是见识到党内最复杂最反人性的一面，同时，他也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了解当年事件的重要当事人。
李锐生前照片（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混沌年代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李锐先后在中组部担任常务部部长以及中顾委（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近些年来看，李锐关注中国改革，甚至于在中国十九大会议召开时还写过建言信。在中国民间，李锐等这一批党内老人，有一个很出名的称呼-“两头真”，既爱国爱党，又爱人民。
所以，民间往往对李锐这种“两头真”老人存在疑惑，到底真在哪？一个最直接的逻辑就是，对党国体制的真，能不能换算到对人民的真。这显然是试图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利益关系，直接等同于中国亿万没有选票没有民主自由的人民头上。
这显然是非常不适合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想法，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化国家，都是不对的。民主国家，选民拥有民主的力量，所以，朝令夕改是主旋律，政党的人、政党与人民，并不是划等号，不管是竞选理念，还有实际操作中，都不可能。
而在极权化国家，党政一体，党就是国，国就是通过强制力手段控制每一个人，剩下的原子化个体就是被奴役的物件，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没有福利，没有选票，一切都是任人宰割。所以，名义上，党员甚至于党派可以高调宣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任何一个稍有智商的人都清楚，这是指鹿为马，这是强盗行为。所以，根源上，党、国家与人民，也是南辕北辙，利益截然相反与存在冲突的。
可以认定，“两头真”在现实社会就是个伪命题，逻辑上讲不通。还是李南央女士讲得清楚：“这些人把李锐捧高作为旗帜，作为神灯，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存在，这些人还残存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遗毒’，鼓吹个人，他们对民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狭隘的。”
当然，李锐自始至终没有明确提出过反体制，他的局限性在于，仍然试图通过建议的方式让体制运转更加灵活，可能这在他看来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在李锐去世后多日，中国官方媒体刊发了这一消息，生是党人，死是党魂，这是李锐的宿命，他并没有勇于打破宿命，死后被党旗环绕，这是他的局限性。
而且，相比于关注社会现状而言，李锐等两头真老人是严重不足的，他们会关心自己署名的杂志《炎黄春秋》，但几乎看不到他们对民间疾苦发声。这也难免遭人议论。说好的良心派，为何就只关注党内呢？难道良心与人性也分三六九等？
李锐这个改革派的旗帜倒了，在李南央看来，这些人还会重新树立另一个李锐。余毒过重啊。
褚时健的“企业家精神”
当李锐被捧为中国良心后，另一位中国企业家褚时健也被捧为“时代楷模”、“最具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之魂”。
褚时健成名是源于他打造了中国国企香烟品牌红塔山，他对云南经济发展做过贡献。在此之后，他由于贪污问题被入狱，出狱后，八十高龄还创立了自己品牌“褚橙”。
从企业家角度而言，并不否认褚时健通过个人努力为国企奋斗出力。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很清楚，烟这样的消费品一直是被政府垄断的产业。也就是说，在被垄断的市场环境下竞争，褚时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遇到中国与国外的市场化企业竞争。
到今天为止，烟仍然是被政府所垄断。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在国企当一把手的褚时健是如何运用垄断？如何把垄断发挥极致，才能打造一代“烟王”。客观来说，垄断产业非褚时健所制定，但他现实中确实在运用这样的优势资源。
细分的话，这是两个问题，首先国企性质，自然就倾斜了中国巨量的政治资源、融资环境以及方方面面采购等。第二个问题是，垄断下的市场竞争，到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答案显然是不算。
假如褚时健最被人称赞的红塔山经历那段属于企业家精神的话，同样的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中电信以及世上最大的商业银行-工行一把手，是不是都具备企业家精神？
或许，人们赞扬的是褚时健高龄创业的勇气与毅力。这当然没问题，但18岁创业与80岁创业，只要你有条件，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再延伸些，中国亿万农民，哪个不是七八十岁还在辛苦作业？无论是种地还是外出打工？这背后也凸显了中国缺乏最基础的福利制度。
也许可以这样定义一个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任何靠自身努力，而非国企或政府资源垄断，靠真正意义上市场化竞争，一步步发展而起的民营企业，或做大，或成功，或失败，或再创业者，都具备企业家精神，都值得敬重。
不管是李锐，还是对褚时健，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产生分化评价，这才是应有的多元化审视名人得失，才更有利于社会价值观清晰，而不至于形成一言堂与糊涂虫。反过来，也可以不断鞭策所有名人，你们配得上社会给予的赞誉吗？至少，李锐与褚时健所享受的赞誉是有较大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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