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 是经济和精神“双负担”所致(图)
2011-2018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变化情况千分比（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3月14日讯】3月10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表示，目前育幼领域仍存在没有明确责任部门、无法定支出预算、缺乏优惠政策支持、标准体系不健全、服务监管不规范等问题。她建议，面对育儿社会焦虑，不仅要补托育服务短板，更应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制度建设去谋划。
高小玫得出“育儿负担重是少生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比较靠谱。但笔者以为，“育儿负担重”不仅仅表现在经济负担方面，还应该包括精神负担上。
在经济负担方面，如今生孩子已不像“改开”前能吃饱穿暖，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了。那时候一对夫妻生五、六个孩子非常正常，而孩子基本上处于“散养”状态，远没有如今孩子那么娇贵。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进，“优生优育”已经深入人心，而很多人内心的“优育”则被片面理解为“优孩”，导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占普通居民家庭生活开支的绝大部分。
比如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会不惜代价让孩子上高价幼儿园，甚至上贵族学校，普通职工家庭也会花钱给孩子上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尤其是中考、高考前，家长普遍患有忧郁症，特别是在部分师德较差的老师“上课不交，下课交”，逼着孩子补习这个补习那个，经济负担那就非常重了。不久前，济南一位家长就称“供读三年花掉一套首付钱”。我的一位朋友也告诉我，孩子复读转入民营学校后，经济负担反而下降了很多。
此外，在国内食品安全堪忧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孩子家长拼命购买进口的高价食品，甚至通过“代购”获得奶粉，弄得香港市民买不到奶粉，逼得香港政府通过立法“限购”，一些大陆人还因为在香港“超限”购买奶粉而遭受罚款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说实在话，每次看到这个信息，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对那些在屏幕上高调“中国食品安全”的官员增加了几份鄙视。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无知，花高价给孩子吃不该吃的高档食材甚至补品，近期还听说有糊涂家长给孩子吃“聪明药”并导致孩子上瘾的。此外，还有一些家长习惯于攀比，和家庭经济能力不一定相称的吃、穿、玩，也会尽量满足孩子，生怕委屈了孩子。
当然，中国的“高房价”，更是让年轻父母对生“二胎”望而却步。你多生一个孩子，就得准备给他买一套房子，如果现在没钱买，房价还这么不断地涨，仅凭工资收入那是越来越买不起了。
再说说精神方面的负担。襁褓阶段，父母担心孩子吃了“假奶粉”，打了“假疫苗”，不时在担心中度过；上了幼儿园，担心老师虐待，得设法巴结老师；上了小学甚至中学，因为担心安全，还得每天接送；每到“教师节”、“春节”等，得纠结是送还是不送。
此外，中国环境污染，有些地区连呼吸新鲜空气都成为奢侈品；法制环境多年没有明显的优化，尤其是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频发；社会弥漫着暴戾倾向，为了一件芝麻粒大的事就发生肢体冲突，“大块头”多数占据上风，弱小者有理没有地方诉；去哪办事都得找人，付出不该有的交际成本；医疗腐败严重，“大处方”你也得糊里糊涂地吃，“百倍价”的药品你也得带着屈辱去服……
和一些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年轻人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不生“二胎”，也问过一些经济条件很好的朋友，为什么非要做“丁克家庭”，部分人的回答令我吃惊，他们竟然说不希望孩子再像自己这么受累。目前生育意愿高的，绝大多数是经济落后地区家庭条件差、文化水平低的农民。
十多年前，我在《人口老龄化，未来社会无法承受之重》一文中曾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一是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最终会带来社会的稳定问题；二是城市少生而农村多生会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三是高文凭、高收入群体的少生或不生而低文凭、低收入群体的多生，最终会导致人口总体素质的下降。
不难看出，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隐形成本都非常高。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靠多给几天假，给几千元补贴鼓励生育，恐怕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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