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高饶事件”中的告密者(图)
邓小平向毛泽东告密，扳倒了高岗。（网络图片）
流亡美国的作家王若望生前撰文《高、饶、刘志丹之死——揭开“政治谋杀”之谜》指出，邓小平是“高饶事件”中告密者的角色，毛泽东是向高饶发起攻击的幕后总指挥，邓充当毛的打手，并在当时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高饶事件”的发难
毛泽东生怕地方权力膨胀，便开始削藩，即削弱地方大员的权力，原来中共将大陆地方上的组织分成五大分局，分局党委书记兼任该军区政委。一九五二年八月，党中央下令调动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当时民间流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谚语，“一马”指的便是高岗，只有他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站在毛、朱旁参与了开国大典。（当时有位著名画家绘下了这一庄严隆重的场景，可惜没几年不得不将这幅名画剜了个空白，那就是站在毛身旁的高岗副主席。）五马里还有一名饶漱石，他在进京两年后，卷入了“高饶事件”中。饶原任华东局书记，调至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这时我刚从上海柴油机厂调至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运领袖之一陆璀女士。陆是饶的妻子，有一个很可爱的会说法国话的女儿。当时，在发行量很大的《大众生活》的封面上，我早看过北京大学学生冲出军警重围，陆璀首当其冲的镜头（《大众生活》主编系邹韬奋）。
陆小姐有了知名度，中共便把她派往法国去募集救亡捐款，被吴玉章留下参加华文巴黎《救国时报》的工作，饶漱石从第三国际的莫斯科绕道巴黎回国，有缘与陆璀结识，并结为夫妇。回国后，饶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一九四七年，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成华东局，他任书记兼三野政委，司令员为陈毅。饶漱石调往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忽告失踪，他妻子都不知道。毛时代关押人往往不通知家属，只是过了几个月后，听到党内口头传达“高饶事件”，陆璀才知道丈夫获罪的原因：说是与高岗合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党内文件用的是抽象词句，唯有讲到高岗的罪状里，有一条具体事实：高岗与苏联斯大林有勾结，未向党中央报告。陆璀向组织请求探监，给丈夫捎点衣裳之类，未获允准。情急无奈，她只能黑夜里抱着小女儿哭，特别是听了内部传达以后，机关里的同志像躲避麻风病似地疏远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一份子了。
邓小平的一段自白
“五马进京”之一的邓小平，在一九八零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引自《邓小平文选》257页）。应该特别讲清楚之处，邓却是一笔带过，例如：“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至于毛如何面授机宜，如何处置高岗，略而不谈。
我们仅仅从这两句话里，看出第一邓是告密者角色，第二毛是向高饶发起攻击的幕后总指挥，邓充当毛的打手，并取得毛的信任。高岗找陈云游说，增加两名副主席。因高本是国家副主席，上述引文里的“你一个，我一个”，不会是争个国家副主席。是否增设党中央的副主席呢？党章上未规定另设副主席的条文，陈云原是国务院副总理，历来掌管财经大权，他怎么稀罕谋一个党的副主席呢？因此邓的自白极不清楚。邓肯定林彪是最早支援高岗的，为此，林彪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夕，曾被撵出政治局，接受党的审查。由于林揭发有功，时隔一年召开的党代会上，林又官复原职，参加了清算高饶联盟的这一会议。邓的自白里只说高游说如何攻倒刘少奇，而没有提出攻倒周恩来。而台湾出版的“中共政权四十年的回顾与发展”（作者俞雨霖）中讲到“高饶联盟矛头系针对刘少奇与周恩来”。对比之下，邓的说法比较可信，怎见得？实因当时举国上下对周恩来尊崇备至，如有谁游说党内元老罢黜周恩来，遇上第一个人肯定会碰钉子！
告密者：斯大林
上述第二节中谈到陆璀女士听到党内传达的高饶犯的错，特别突出高与苏联斯大林的联系。最近读到赫鲁雪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曾透露了很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这位代表（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开始给我们做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苏X和我们党不满，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们了解其中的内容。……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州的代表和首脑，与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那位代表带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巴结说成是友好表示。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被打入冷宫，后来把他软禁起来，再后来，又传来高已自杀的消息。以下是赫鲁雪夫分析斯大林何以向毛告密的想法：“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与自己保持的不寻常关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会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这样，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引自一九九零年出版，叶永烈着《陈伯达其人》）。
斯大林出卖高岗的史实是毋容置疑的，应该说，这是两个暴君为巩固专制统治所作的背信弃义的交易。唐德刚先生在《传记文学》372期曾提及高岗与斯大林私订终身，如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为什么牵连到饶漱石？大概在斯大林给毛看的“有兴趣的东西”里，也透露了饶与高串通一气的事实。至于高岗与尤金是否谈到反毛，由高岗取而代之的内容？我们根据邓的自白，以及四中全会通过的处分高饶联盟的“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都未上纲到反毛或反中央。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高饶联盟的特点：他们没有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等斯大林一死（一九五三年三月），毛泽东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地提出党内存在小组织活动的警告，第二年二月七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由刘少奇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报告，除了前引的“高饶唯一的纲领”，还严厉指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涛，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党内有人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其中举出斯大林的屠夫贝利亚与张国涛为例，两人结局不同，而且都不是“代理人”的角色，当初斯大林帮了毛很大的忙，如今却骂他是敌人了！四中全会召开前，高、饶已失去自由，这时他们连列席旁听的资格都没有，完全是缺席审判，从此开创了一个恶例，在往后每次政治运动中，打倒共产党的干部，先扣帽子，再打棍子，可以不听取本人的声辩。
高岗看了四中全会的决议后才知道自己的前程完了，毛必欲置之于死地，他是要强而且极端好名，如今一下子从宝塔顶上摔下来，他受不了奇耻大辱，就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在软禁中服安眠药自杀（据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神州时报》的一篇文章）。另一种说法见于六十二卷六期《传记文学》吴明山的文中，该文称：“一九五四年冬由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率多人包围高的寓邸，他的警卫员左兴甫负隅顽抗，此时，高岗举枪自杀，左兴甫被公安部人员制服，判无期徒刑。”后面这个死法，他不但有警卫员，自己还带有手枪，与高饶这时已在软禁中有矛盾。录下吴明山先生的一种说法，聊备一格。
高死后五个月，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由邓小平宣读《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次是公开点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这个反党联盟把共产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根据地与军队创造的；一个是白区的党”等。关于饶漱石的罪状，则说“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至今仍顽抗到底，并且继续向党进攻。”
这个决议公布不久，饶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杀，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党组织通知寡妇陆璀捧回饶的骨灰盒。开国后杀功臣的第一波至此划上了句号。邓小平在党代会后，提升为党中央总书记，大概是毛给予他的一种奖赏。邓为了表现他在阶级斗争中绝不手软，又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株连了八名中央分局和省一级领导干部，计有向明（山东分局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孙秀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张明远（东北局第三副书记），赵德尊（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郭峰（东北局组织部长），陈伯村（旅大区党委第二书记），马洪（国家计委秘书长），倪志良（派至北韩的大使）。除马洪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现过，其他人从此永远消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