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不少为权力和利益趋炎附势的艺术家，但这一时期的大卫之所以受到更大的争议，与他所服务的政治势力对正教信仰的迫害镇压有很大关系。
各种新“国教”的背后
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不少为权力和利益趋炎附势的艺术家，但这一时期的大卫之所以受到更大的争议，与他所服务的政治势力对正教信仰的迫害镇压有很大关系。毕竟，在两百多年前信神的人还是很普遍的。而为一个排斥神、践踏传统宗教信仰并犯下大屠杀罪行的政权唱赞歌、搞宣传，这确实让很多还有正念的人难以接受。
以马克思邪说为宗旨的教科书上总是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写着法国大革命是由不同社会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描绘成视财如命、一切从金钱出发的守财奴，让人下意识地觉得好像自古以来人类只信仰钞票。其实那是骗人的谎言与洗脑的手段。杀人夺财往往都是革命者中的小喽啰或下层炮灰们所热衷的活动，而要想改变社会，没有某种核心的意识与遵从这种意识的组织层、领导者根本不可能。从十八世纪末到今天一直都有理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被光明会所控制的共济会推动实现的，而在雅各宾派中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共济会成员，这些人严格遵循着某些精神性的要求处理各方面的事务。
有资料显示，很多当时的革命领导在生活上具有一种宗教式的廉洁。虽然他们以物质利益煽动社会下层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和各类社会流氓造反，但对自己的做派却要求严格。后世一直都有许多对罗伯斯庇尔等人嗜血成性或政治极端的指控，但却鲜有人说他们个人生活如何奢侈腐化的。今天西方大量的历史学研究中都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背后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里面，它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金钱。从革命势力一上来首先把矛头对准信仰，要求教士还俗，关闭教堂，发展到屠杀教士，再到建立新的国教等一系列行动都能给人一个清晰的感觉：如果说夺取政权只是行为手段的话，那么消灭正信恐怕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为了消灭对神的信仰，雅各宾派领导的革命势力不仅取缔传统宗教，强迫神职人员还俗，还屠杀教士与信众。仅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就有将近1400名囚犯被杀，这里面的人大半是以各种莫须有罪名临时抓捕来的，而其中还包括233名拒绝宣誓服从《教士公民组织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的天主教教士。实际上，不少曾经完成宣誓程序的教士也在这波运动中被捕遇害。可见，那些所谓的罪名和理由只不过是嗜血邪灵随便找的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
对传统信仰的打压还体现在一种新历法的颁布上，由雅各宾派的无神论议员罗姆（Charles-Gilbert Romme）和投赞成票处决国王的吉伦特党（Girondins）议员费里（Claude Joseph Ferry）组织一群学者与科学家共同制定。传统历法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作为纪年的开始，今天叫作公元纪年；同时，西方的每一天还对应着一位圣人的名字，这些传统已经沿用至今。但当时被称为“法国共和历”（Calendrier républicain）或“法国大革命历法”（Calendrier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的新历法，由于把宗教信仰视为敌人，于是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诞生之日1792年9月22日定为“共和国元年元月一日”，并把原有日子、月份的宗教或神话色彩名字改为以植物、矿物、动物、自然现象等唯物、无神论范围内的词汇来命名。此举旨在割断传统历法与宗教的联系，抹去正教信仰在人民生活中的痕迹。比如法国革命史上常出现的“雾月”（Brumaire）、“热月”（Thermidor）等词并不是法国的传统词汇，而是为破除传统月份的原有词语而新造的。这种历法从1793年10月6日通过法律正式生效，沿用到1805年9月9日，被拿破仑废除。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曾短暂地死灰复燃，在5月份沿用过8天。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美术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由于下层人妒忌贵族的华丽风格，因此社会风俗、生活乃至衣着，都被进行了革命，比如人们被要求取消假发和非常华丽的时装等等。不仅如此，在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人们说话、演讲时用行政词语“公民”（Citoyen,Citoyenne）代替了传统的“先生”（Monsieur）、“女士”（Madame）等称呼，而一些早期共产主义派别的人则互相称呼“同志”（Camarade）……
虽然这些纷乱的社会现象对人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但人的观念却不可能立刻改变。由于那个时代的普通大众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没有基督教的生活，难以达到邪灵消灭正信的目的，于是邪恶就编造出一些邪教来取代原有的传统宗教。
1793年秋，巴黎公社中的无神论者埃贝尔（Jacques-RenéHébert）和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推出了一种无神论宗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作为法国的国教，其教义否定一切神，只崇尚人的理性。由于取缔了基督宗教，巴黎圣母院等一些原宗教建筑被改造成“理性庙”（Temple de la Raison），用来在“理性节”（Fête de la Raison）上针对一个虚构的无神论“理性女神”（Déesse de la Raison）举行崇拜仪式。
图例：蚀刻版画《理性节》（Fête de la Raison），15×9.5厘米，作者不详，作于1793年。
学过哲学的人很容易从这种极端强调人的理性却否定神的邪教背后看出启蒙运动思想的痕迹。而“启蒙时代”的法语正式名称是“Siècle des Lumières”，直译为“光明的时代”；在十七世纪下半叶还出现过“Siècleéclairé”的说法，可直译为“被光照亮的时代”。“光明会”或“光照帮”也因此而得名——拉丁语的“启蒙时代”（Aevum Illuminationis）一词与拉丁语的“光明会”（Illuminati）在词根上是完全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化中魔鬼路西法（Lucifer）名字的含义是“Porteur de lumière”，即“带来光明者”。那么光明会以及启蒙运动是被谁带来的？魔鬼所带来的“光明”有可能是真正的光明吗？
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启蒙运动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学校里都这么教。但实际上启蒙运动是针对当时所有具备正常传统思想的人进行的一次大洗脑运动，为的是从思想上打掉人的正信，并为其后的杀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启蒙运动的那帮人各行各业都有，但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在反对传统宗教信仰上是一致的。他们把对神还有着虔诚信仰的时代形容为黑暗的时代，自诩为“光明人”（Hommes des Lumières，现代中文里被转译为“启蒙主义者”），为的是消灭信仰，把魔鬼的“光明”带到人间，建立“光明的时代”。
在启蒙时代突出的人物，那些我们所熟知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理论家等等，其实都是有选择地被写入教科书的。以中国的义务教育来举例，中共有目的有选择地在教科书里放入一些观点亲共的历史名人，让中国人从小就建立起一个被邪灵规划了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于信息相对开放的今天，光明会在历史上渗透共济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话题，早已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而中国人所熟知的许多历史名人其实都是共济会成员，比如常年辱骂基督教的伏尔泰（Voltaire）、大肆宣传无神论的霍尔巴赫（Paul Thiry d'Holbach）、公开反对君权神授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等。由于时代已久，有的人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确凿的史料证据证明是共济会成员，但却与那个圈子密切相连，亲密合作，例如写书论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而许多在西方历史上有名的圣人及其事迹在中国却毫不知名，甚至被政府机构控制着不让传播。对于今天中国的知识份子而言，各个时代中肆意亵渎神灵的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十九世纪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之流却远比路易九世（Louis IX，被册封为圣徒的法国国王，以虔诚与仁政、德行闻名）要知名得多，这不得不说是某种蓄意控制的结果。读书人根本想不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去学习、崇拜的名人好多都是些战天斗地的疯子，而对好人却知之甚少。
“理性崇拜”这种完全不能让人信服的无神论“国教”注定是短命的。埃贝尔那伙人在1794年春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被杀后，罗伯斯庇尔认为民众接受不了完全的无神论，开始鼓吹一种另类的有神论，发明了一种新的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作为新国教，崇拜某种定义不清的自然神，并于1794年6月8日推出了“至上节”（Fête de l’Être suprême）。巴黎地区自然是由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大卫来组织，在战神广场（Champ-de-Mars）当年的人造山周围举行。
图例：油画《战神广场上的至上节》（Fête de l’Être suprême au Champ-de-Mars），作者：德玛希（Pierre-Antoine Demachy），作于1794年。
这个新版本的国教很明显带有当时已故的伏尔泰观点的影响。伏尔泰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者，虽然承认存在一种人所不知的至高力量规范宇宙的运行，但否定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和神迹。他认为所有被称作上帝儿子的都是巫师行骗的故事，因此敌视天主教会，把基督教归结为盲目的迷信。他在给普鲁士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的信中甚至写道：“只要有骗子和白痴就会有宗教。”（“Tant qu’il yaura des fripons et des imbéciles,il yaura des religions.”）他之所以敢在那个时代如此胆大尖锐地攻击传统宗教，与其背后团体势力的宗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从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等启蒙运动者一起编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就可以看出，这些行为的目的是借助实证科学知识和无神论观点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宗教信仰，为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打下思想基础。
实际上人们都知道，那一个个奇奇怪怪的邪教自然是无法哄骗大众的，它们的昙花一现依靠的是流氓势力的武力强制与屠杀威慑。随着巴黎公社在1795年的垮台和武装力量的更替，没有几个人会真的去信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几年后还出现过类似“有神博爱教”（Théophilanthropie）之类新兴的东西，但都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不过，这种隔三差五就蹦出一个“某某教”的现实，却从直观上削弱了所有宗教在人心目中的威望。
死亡艺术
1793年夏到1794年夏的一年内，雅各宾派主导巴黎公社在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恐怖暴力写入正式的官方文书中，订为政府的国策。当时所记载的巴黎死刑人数为2639人，全法国被处决总数为16594人。但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未经法庭正式宣布判决就被杀害。从1794年6月10日开始，公共安全委员会还通过法律开创了一个后世称为“大恐怖”（Grande Terreur）的时期。从6月10日到同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前，法律规定每个市民均有权逮捕反革命者及其同党，并要将被抓捕者交给治安官员，而该治安官员则必须马上正式指控被捕者。同时，恶名昭彰的“革命法庭”（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禁止被指控者雇律师或自我辩护，不得对判决结果上诉，并规定死刑是唯一的刑罚，死者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
因此，这种变相鼓励随便杀人夺财的法律允许革命法庭在断头台当场宣判处决数千人。社会流氓也把不少人诬陷为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人仅仅由于单纯受到怀疑就被捕处决，当然还有不少是因其他一些私人恩怨而被借机灭口的。在动荡的时局下，一些暴徒任意攻击弱小致死的事件也不计其数。
我们早已知晓，这种嗜杀的疯狂和对血腥的渴望来自于邪灵。虽然在现实里体现出来的暴力与屠杀是在历史的演绎中一步步升级而来，但邪灵早已存在，并影响着人的心智。这一点可以从与人类思想紧密相联的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
仍然以当时的代表画家大卫来举例。大卫前期的作品在主题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画别人是怎么死的。他在1794年失势前画了至少10幅死亡主题的作品，甚至其中一半的题目直接就是“某某之死”，例如：
《塞内卡之死》（La Mort de Sénèque，1773年）
《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Les Funérailles de Patrocle，1778年）
《十字架上的基督》（Le Christ en croix，1782年）
《安德洛玛刻在丈夫尸体前的痛苦哀悼》（La Douleur et les Regrets d'Andromaque sur le corps d'Hector son mari，1783年）
《苏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1787年）
《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Les licteurs rapportentà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1789年）
《勒贝勒提耶之死》或《勒贝勒提耶的最后时刻》（La Mort de Lepeletier de Saint-Fargeau ou Les Derniers Moments de Michel Lepeletier，1793年）
《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1793年）
《送往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conduiteàl'échafaud，1793年）
《年轻的巴拉之死》（La Mort du jeune Bara，1794年）……
图例：油画《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作者：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作于1784年。
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虽然不是死亡场景，但其背后的故事与立意也是可怕的，比如他那副著名的《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1784年）。作品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罗马与相邻的阿尔巴朗格（Albalonga）之间发生战争，双方约定每边选出一组三兄弟，三对三一决胜负。罗马这边选出了荷拉斯（Horace）三兄弟，敌对方则派出了库里阿斯（Curiace）三兄弟。决斗的结局是库里阿斯三兄弟全部战死，荷拉斯三兄弟死了两个。当仅存的那个荷拉斯兄弟凯旋而归时，他的姐妹卡蜜儿（Camille）从他的战利品中认出一件外衣，那是她亲手为库里阿斯兄弟之一缝制的，原来她早就是此人的未婚妻。卡蜜儿的悲伤和痛哭引起了她兄弟的不满，于是将她杀死，并说：“所有胆敢为死去敌人哭泣的罗马女人都应被这样处死。”
图例：油画《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Les licteurs rapportentà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作者：大卫，作于1789年。
这种摒弃人性的所谓“大义灭亲”式的题材，在1789年为迎合大革命宣扬共和理念而创作的《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中体现得更为露骨：公元前509年，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发动兵变，驱逐了罗马王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成为罗马共和制的建立者和执政官。但他的两个儿子却试图推翻共和制，并复辟君主制。在政权和儿子之间作出选择，布鲁图斯处决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保卫了罗马的共和制，以及他的权力。
大卫也品尝过相关的苦果，只是他很清楚他所画的这些都是政治宣传，他自然不会蠢到去杀自己家的人。但是在他投赞成票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厌恶这场革命的妻子夏洛特（婚后姓名为Charlotte David，出生姓名为Marguerite Charlotte Pécoul）终于忍无可忍，与他离婚了。不过据史料记载，夏洛特并没有放弃把大卫拉回正轨。大卫1794年失势后曾两度被囚，在那段时期，夏洛特与大卫的学生们一直多方奔走求援，最终保住了他的性命，每次都在不长时间内使他得以获释。他们两人也在1796年11月12日复婚，其后白头偕老，不失为一段佳话。
图例：油画《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ou la Mort），作者：雷尼欧（Jean-Baptiste Regnault），作于1793年～1795年。
这一时期与死亡相关的政治类艺术并不仅仅只体现在大卫一人的创作中。由于邪灵的作用和政治风气的败坏，不少艺术家都涉足这类主题。比如大卫的同学雷尼欧（Jean-Baptiste Regnault）画的《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ou la Mort）就是此类讨好邪政的作品：画中间长翅膀的人物是法国的象征，飞行在地球上空。两侧一边是象征自由共和制的女神，另一边则是死神。其主题露骨地显露出不搞共和革命就是死亡的政治色彩。虽然画中的人物有着天使或神话人物的外形，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禁止正教信仰与鼓励大屠杀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形象绝不是为了赞颂神，而是被盗用着去打击正信，号召杀人革命。
图例：《盖约･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作者：托皮诺（François Topino-Lebrun），完成于1798年。
大卫由于主管宣传和艺术部门，再加上他自己的绘画技术高超，自然门下弟子众多。这些学生不少也追随他们老师的步伐，参与革命政治。比如接受早期共产主义流派“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的托皮诺（François Topino-Lebrun），是大卫的得意门生之一，其代表作也是一幅死亡主题的作品《盖约･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不过他最出名的地方是与雕塑家塞拉齐（Giuseppe Ceracchi）在雅各宾派倒台后残余势力的帮助下于1800年秋密谋暗杀拿破仑，事情败落后与其同伙一同被处决。
大卫的另一个门生，雅各宾派画家亨内坎（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也曾参与早期共产主义政变。1796年9月，数百名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平等派”成员（LesÉgaux）联合原雅各宾派所在党“山岳党”（Montagnards）残余势力在巴黎西南龙骑兵（Dragon）第21骑士团驻扎地格勒纳勒（Grenelle）煽动叛乱，妄图重建已垮台的公社，实行共产主义土地政策，但很快被扑灭，亨内坎也因参与其中而入狱。
区别与联系
拿破仑上台后，这些疯狂才得以停止。1801年7月15日，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署了政教协议，即《教务专约》（Régime concordataire français），以法律为保障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国教地位，允许教会公开举行宗教仪式；同时也恢复了公立初等学校的传统宗教教育，并聘请教会人士为教师。此后，教会在初等教育方面又获得了相对特殊的地位，即教职人员可被任命为公立初等学校的校长。
这时的艺术在此背景下也得以回归正统。艺术家们终于可以再次描绘正神而不受死刑威胁了——尽管此时描绘神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但至少艺术界不再到处充斥着那些鼓励杀人革命的魔性毒素。正统艺术逐步走上正轨，从帝国时期往后延续的新古典主义整体可以视作回归以前的古典主义，即作为十七、十八世纪学院艺术中古典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很多艺术家们的创作重心也不再放到现实政治上，而是逐渐倾向于一些神话和纯艺术类主题，这一点在新古典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回顾一下前面的“革命艺术”则不难看出，那些鼓吹暴力杀人的作品与正常的古典作品在美术技法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造成它们天壤之别的是作品的主旨和立意，即一幅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一点也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的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一个艺术家为一个践踏正信、屠杀无辜民众的政权唱赞歌，其作品技术再好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是有违天道的。艺术从最初就来源于神，能给人带来美德的提升，而不是用来破坏普世道德的，因此艺术作品的立意在创作中起到的灵魂作用至关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主义美术整体上运用的是传统技艺，使用的是学院派的表达方式，所以不能作为糟粕来对待。很多艺术家，包括大卫，在美术技法上确实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这一点也不能一概否定。只是在具体研究中，由于我们今天是借鉴前人的东西，而不是纯粹的照搬，因此对于前人的作品也需要有一些分辨与取舍，比如像《马拉之死》这类推崇邪恶、污染人心智的作品是非常不适宜用来做正面研究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当时一些表达死亡的作品是遵循悲剧主题的传统潮流。从形式上看，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在实质上还是与真正的传统有着天壤之别。虽然自古就有悲剧题材的作品存在，但传统悲剧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心底的怜悯、人性中的同情与善良，或者涉及到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真理的追寻。这与大革命前后，很多艺术题材完全政治化，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是为革命政治、人表层粗浅的东西服务的，与以前的传统思潮并不相同。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主念，靠的是随着社会形势一边倒的肤浅观念，在艺术上却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受到这类所谓悲剧题材影响的人不是怜惜生命，反而在怂恿和刺激中追求杀戮民众，赞美流氓政权。不少作品的主旨是以冷酷的“革命性”去残杀人性与温情，鼓吹国家政权至上，煽动暴力革命热情到“大义灭亲”的程度（比如《荷拉斯兄弟之誓》和《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之类的作品）。这些都要针对具体的作品仔细辨别。
同时我们也看到，历史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人一生中会行善也会作恶。正如前面所说，史上的艺术家们并不都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前期画了不少暴力革命宣传画的大卫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在失势后被监禁期间，他就在考虑创作方向的问题。从1796年初正式开始创作的《萨宾的妇女》（Les Sabines）中就能看到画家笔下“以爱来结束冲突”为主旨的艺术转变。
图例：《萨宾的妇女》（Les Sabines），作者：大卫，作于1796年～1799年。（以上图片皆来自公有领域）
当拿破仑重新启用大卫为首席宫廷画师时，大卫的作品就已经告别了原来煽动革命的主题。虽然为帝王歌功颂德的绘画也能被视作政治方面的内容，但拿破仑是按照合法程序，经过教宗加冕称帝的。根据“君权神授”的原则，拿破仑属于被承认的君权，因此大卫十九世纪的宫廷作品尽管仍然政治气息十足，但也不再属于离经叛道。而在绘制《拿破仑加冕》（Le Sacre de Napoléon）过程中，大卫也与教宗庇护七世（Pius PP.VII）见过面，并得到了他的祝福。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也一步步让这个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
从对大卫研究较多的法国艺术批评家德雷克鲁兹（Étienne-Jean Delécluze,1781年～1863年）当年留下的论述中显示，大卫对革命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他在大革命从政期间的讲话基本上都是关于艺术、艺术工作者、艺术机构和他所主管的庆典方面的内容。因此，有观点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那样一个狂乱的时代里，大卫当时作为一名主管艺术的官员，很多时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并不是疯狂的屠夫，但当屠夫们掌控了权力和屠刀时，为了自保，他也不得不去迎合那些人。
也有研究认为，大卫的这些做法其实是源于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先是适时地倒向革命者那边，当雅各宾派垮台后，又在另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了拿破仑这座新的靠山——而并不是真正意识到暴力革命的邪恶。从逻辑上讲，这完全是可能的。不过，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许多事情最好是根据历史人物的实际行为来衡量，而不是其想法。因为人的思维来源太复杂，很多时候种种想法都可能是别的因素在人脑中的反映，使人的想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而真正评价一个人，还是要看他的行为。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生的道路其实是被安排好的，过程中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明太多实质的问题。
正因为对历史的理解也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所以，与其猜测历史人物当时的想法，不如从史实出发，以人的行为来考量和判断更为准确，很多事情也能一目了然。
举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当年下令处决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好人，而且耶稣在此之前还用神通治好了彼拉多独子的不治之症，因此不愿处死耶稣。但由于受到政治压力，彼拉多就拿水在大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然后便判了耶稣死刑。
尽管彼拉多心里认为耶稣是好人，嘴上也说耶稣是义人，但行为上还是做了大坏事，因此仍然承担了巨大的罪业。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后，他原来被治好病的儿子就倒地死亡了，不久后彼拉多自己也发高烧昏迷。然后，他的仕途很快也出现了麻烦，被流放到高卢。同时田产被充公，导致其身无分文，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但这还没完，彼拉多后来又被下令赐死。当他得知消息后，只能在绝望中自焚身亡，连残破的尸体还被扔入河中被鱼群分食。
对于历史人物如此，对于当今的人不也是一样吗？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中共作恶多端，甚至在私下里大骂中共邪党。但在没有退党、退团、退队的情况下，曾经对着中共血旗发过毒誓的党、团、队员们还是属于中共的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共的一份子。那么当天灭中共之时，没退出者就会被连累，处于危险之中。
可见，真正邪恶的其实是害人的邪灵。对人而言，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其他职业者，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在纷乱的局势中经历一生的魔难，最终找到人生的定位是很不容易的。对于第一次巴黎公社时期的艺术作品，从人这一层现有的理论上讲，那个时代虽然有邪灵干扰，但在世间的理论中还没有被完全归类为共产主义时，我们也不把它们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只是在对待具体作品上需作出辨别，避免在做艺术研究时被邪灵因素钻空子。对于史上的那些艺术家而言，如果有不描绘邪恶内容的正面、传统、优秀的作品，我们仍然是以慈悲来看待的。在理清脉络的基础上去研究前人的作品，才更容易从传统美术中得到正的参考，回归神传艺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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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Fleming,《Arts and Ideas》,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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