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叛乱 亲自否认中共的历史评价(图)
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表面是兵谏，实际是叛乱，他在晚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在中共双百“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上，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国民党将领可算得上是中共的“大恩人”，他们因此被中共称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的张学良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直接否定了中共的历史评价，这却是为何？
日本入侵东北 张学良亲下“不抵抗令”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曾两次参加直奉战争。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辖东三省。其后，东北易帜，宣布服从蒋介石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了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并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此后，苏军向东北进攻，东北军战败，张学良被迫签订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1931年“九一八”日军进攻东北，并在短短三个月内占领了东北，张学良的罪责无法推卸。据张学良生前唯一授权的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披露，日军进攻东北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不过，在中共大大小小的历史书中，蒋介石却替张学良背了几十年黑锅，被刻画成不抵抗日军侵略的不堪形象，以彰显后来中共发动西安政变的合理性和其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
依据口述历史，张学良亲口承认，是自己在北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在“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也不在南京，在从南京到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后才知道东北出事了。不过还不是张学良报告的，是上海来的消息。因此，“九一八”晚上不抵抗命令确实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解释了自己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原因。一是“判断失误”，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很大，以为是小打小闹；二是不论是在武器装备还是精神素质上，认为东北军都打不过日军。如果打输了还得割地、赔款，麻烦很多。
加入中共发动西安事变 实则是叛变
1931年，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
此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苏联开始面临着东西方战争的威胁，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即在中国，要求中共要“联蒋抗日”。但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
正是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的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侵略中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后，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在中共的策反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军事叛变，张学良甚至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报刊曾公开揭露了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这等于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外新成立一个政府。这属于什么性质？按照当下中共的看法，那就是“叛乱”、“叛国”。
另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此外，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曾讲了一句：“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但对于他如何申请参加中共的，以及他被批准为共产党员的事情，他都绝口不提。而且他还绝口不提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以及西北国民政府之事。
对于西安叛乱的主角，张学良在口述中透露，西安叛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幕后策划者中共遇尴尬
事实上，西安军事叛变的幕后策划者正是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然而，出乎张、杨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的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而曾经态度暧昧的各地方势力也一致讨伐张、杨。
最让张、杨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的反应。担心同时将面临东西线作战的斯大林在事变后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西安军事叛变后果
西安军事叛变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共获得了喘息时间，并逐渐扩大，而且使国民党“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毁于一旦”，“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此外，西安事变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可以说，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中国现代史也将被改写。因此，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
张学良拒绝回大陆
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中共的“背信弃义”，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无论中共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自称“罪人中的罪魁”
那么，后来的张学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呢？1954年，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
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而晚年多次痛心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的张学良在1991年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