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作为文革的帮凶，也是文革的受害者。（网络图片）
刘少奇曾任两届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均表支持，也就是说，虽然他自己也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但是双手沾满血腥，难以推卸他对文革这场浩劫的责任。
“文革”之初，中共高层内斗，许多人不免疑惑：大权在握的刘少奇，何以甘愿束手就擒？为何不趁着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的机会，发动一场政变，一举把毛搞下去？
当然，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可不是省油的灯，随着一个监控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的特殊机构──“首都工作组”的曝光，我们可以一窥究竟！
“首都工作组”监控中共一线领导
据《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书作者张民披露，“文革”初期，有一个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殊机构，名叫“首都工作组”。
事情缘于1964年10月，苏共发生“不流血政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会发生类似政变疑虑重重。
1966年5月初，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确保安全。”5月中旬，在周亲自运作下，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首都工作组”成立，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同月，周恩来又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常设办事机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办公，楼梯口布设了哨兵，无关人员不准进入，工作人员尽可能不与外人接触。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称，“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走漏风声，为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外称“编写组”。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7个组：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等。警卫部队调动一个团以上的兵力，需周恩来批准。
另外还有：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
这个“首都工作组”很长时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文革”保证，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
1966年，中共中央的“五月会议”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5･16通知》。
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又加进去的，其中一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文革中刘少奇的加害与被害
刘少奇曾任两届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作为中共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中共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1950年，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立威，鼓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鼓励杀人，消灭地主阶级。血腥残暴的酷刑在土改运动中非常普遍，造成中国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1956年，刘少奇追随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和平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的惨剧。1964年，刘少奇践行者毛泽东发动的“四清运动”，大搞阶级斗争，逼死官民7万多人。
1966年5月份，中共的《5･16通知》发出以后，毛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去了南方。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领导文革。经过毛泽东同意，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找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谈话，两次谈话长达6个小时。蒯大富给周恩来提供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周恩来详细做了记录，并向毛做了汇报。
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第一天，刘少奇作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报告，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由我在家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
8月4日，毛召集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少奇提出更尖锐的批评。
8月5日，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天下午，刘少奇在大会堂河北厅接见赞比亚代表团。回家后，刘少奇被软禁在家了。
8月6日，周恩来到毛住处开会，商量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名单。会后，周恩来提议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由林彪取代刘少奇。
1967年6月，已经达成任务，监控、防止刘少奇等中共一线领导发动“政变”的“首都工作组”撤销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就是如此吗？刘少奇作为文革的帮凶，“善恶有报”也是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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