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林彪和康生没有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的过程?(图)
60年代初,康生曾主动请缨为刘少奇编选集。(网络图片)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轰大嗡皆流于形式,现在毛泽东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毛泽东的思路复杂多变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页。)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他检讨后,他似乎宽谅了他,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泽东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泽东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这也是为何他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1833页。)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康生老奸巨猾首鼠两端
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泽东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