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着内斗 邓小平陈云对民主呼声充耳不闻(图)
邓小平陈云17年内斗黑幕
邓小平（右）与陈云（左），粉碎四人帮后，是中共仅存的两位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网络图片）
邓小平与陈云，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仅存的两位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如双峰对峙构成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双核。双头政治，双峰政治，在有着一山不容二虎传统的中国，是少有的。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毛泽东死后的四股政治力量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年2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度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第五卷》（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50年代的路。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50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50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50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l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段谈话一直到13年以后的1992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份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转轨后的苏（联）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四人帮”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的维护者）则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
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铁腕人物，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陈云从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邓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陈云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邓小平滥用权力。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陈云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邓小平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共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刺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可能不发生碰撞。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邓小平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陈云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陈邓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陈云阵线在攻击邓小平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邓小平阵线在攻击陈云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陈云阵线如果认为邓小平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90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