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指示写毛的错误“宜粗不宜细”？(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
邓小平（右一）搞《决议》的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网络图片）
按：作者高瑜（1944年～）生于重庆，因“泄漏国家机密坠罪”多次入狱，勇于揭露时弊的她自1990年代起屡获奖项，包括有：1995年5月，获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新闻金笔奖”、1995年11月，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1997年5月，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2000年，获得国际新闻协会颁发的全球20世纪50名新闻自由英雄奖。目前已80岁的高瑜，仍遭监外执行。
2007年的高瑜。（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79年，邓小平决定要像40年代的毛泽东一样，搞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做一个总结。他的目的有两个：一、统一全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从而用党的决议，确立他是毛泽东接班人不可动摇的党内地位。二、要打倒华国锋。
邓小平搞《决议》的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80年2月，胡乔木担任组长的起草组写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不满意。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谈话，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稿子改了好多次，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后来邓力群整理成十一次，编进《邓小平文选》的有九次。（《邓小平文选》二卷291～310页）。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中旬，中央办公厅组织党内四千多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有5600多人，其中有1548名中央党校学员。
胡耀邦（左）拿出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决议的题目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被邓小平当场否决。（网络图片）
五千多名高级干部不同意《草案》观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理论务虚会议被称为中共党内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两个会议清算了“文化大革命”，提出给彭德怀、刘少奇、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平反，清算了毛泽东发动历届政治运动的错误和个人迷信。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这四条，是邓小平甩开5人起草小组，亲自口授的。导致中共党史上为期二个半月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于次日结束。邓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文革“整人恶俗”的“康生现象”，以后也由“邓小平现象”以及“胡乔木、邓力群现象”代替。
四千人大会，对《草案》评议的焦点有三：
一、认为《草案》回避了建国17年出现的路线错误，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结论，完全违背客观实际。
二、很多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的提法，认为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且《草案》把毛泽东的错误写成是“党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文革的幸存者，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当然不能接受。
三、关于毛泽东各个历史时期功过评价，更成为大会热点。
四、五千名高级干部实际是和邓小平的指示发生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1981年2月上旬，准备提交给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搞出来了，胡耀邦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报告邓小平，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一个决议稿子，邓小平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3月初，胡耀邦拿出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决议的题目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被邓小平当场否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说不仅几千名高级干部，就连也不赞成胡耀邦修改方案的《决议》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也不同意邓小平对毛做三七开的评价。
《决议》评毛只能遵照邓小平三七开，就连“彻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定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毛的弥天罪恶仍旧被掩盖。（网络图片）
胡乔木、邓小平发生怎样评价毛泽东之争
从延安时代就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为毛泽东起草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众多中央文件的胡乔木，认为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七年毛领导我们干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民粹主义。毛领导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犯了“左”的错误。他主张应该把毛在“文革”中迫害老同志作为教训写入决议。邓小平坚持只能说毛功大于过。“过”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写错误，要宜粗不宜细，只能这样。他十五、六次发表指示，召见起草小组（包括单独找胡乔木、邓力群），越说越严厉，最后发脾气：“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决议》宁可不做！”
胡乔木亲笔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之后，称“病”了。比他更左的邓力群接任了起草小组组长。4000人讨论草案，据说只有胡乔木起草那一节没怎么改动，其他各节进行了反复修改。但是无论怎么改，《决议》的核心都是评毛，只能遵照邓小平的三七开。就连“彻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定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毛的弥天罪恶仍旧被掩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这样成为了阻碍全党思想解放最大的“凡是”，作用与《四项基本原则》旗鼓相当。1989年1月，胡乔木访美之前请鲍彤到他家，征求鲍对他书面准备的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意见，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一定要从宪法里删去。”鲍彤没有回答，因为此前鲍彤就听赵紫阳讲过胡乔木有这种看法。胡乔木送鲍彤上车后，又敲敲车窗，嘱咐：“我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话，不要对其他人讲。”
在2011年8月27日胡德平召集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提出：“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中共至今将《决议》奉为圭臬，三十年来不要说党内民主大步倒退，各级政权迅速法西斯化，这是比毛左鼓动文革危险得多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