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章不是红玫瑰(图)
中国警察和保安人员包围了在“709”镇压中被拘留在天津受审的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她高呼“我们可以秃头或没有头发，但国家不能无法无天”（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图NICOLAS ASFOURI）
【看中国2024年5月4日讯】2024年4月读到冯敬兰的话：
冯敬兰：我作为女附中文革在校生，多年来参与了母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分析厘清，在比较充分了解基本事实后，写过几十篇文章公开发在网易和共识网。宋彬彬的事闹大应该得益于王友琴的文章。如果说王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尽管有的细节是虚构，比如游斗校领导时对卞校长进行了围殴，棍棒横飞，血肉迸溅。比如卞校长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尸体已经僵硬），作为亲历者，写的过程还算基本靠谱的话，她去美国以后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用诬陷宋彬彬作为投名状，则是人格的自杀。她用这篇造谣文章奠定了在海外和台湾历史学界的地位，得到了比如余英时的赞赏，认为她只有13岁的年纪勇气实在可嘉(见序言）。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她推崇备至。在2007年女附中90年校庆时，对宋彬彬的妖魔化达到了高峰。我就是那时介入这团乱麻的。当然，也有清醒的学者，参与了我们的一些研讨活动。本群就有多位。徐友渔也在共识网发表文章，公开向宋彬彬道歉。在此我要向徐友渔先生致敬。
王友琴对宋彬彬的诬陷，如果仅仅是关乎宋彬彬个人，也可以算了，问题是她用捏造篡改了历史。这是一张狗皮膏药，即便揭下来，也留着一片污渍。作为同校学生，我对王的拒不认错，感到可耻。读罢沉思，今夕何夕！这浸透着文革受难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难道真的变成了迷人的红玫瑰？宋彬彬之事，不需要“闹”大，不需要“被”妖魔化。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在城楼上，知道了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名字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是对已经发生的红卫兵暴力杀人的鼓励和推动。13天前，1966年8月5日，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红卫兵在学校里虐杀而死。当时，宋彬彬是高三毕业班学生。从宋彬彬们这样的红卫兵领袖到普通的红卫兵打手，没有一个凶手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卞仲耘校长之死与天安门城楼上的“要武嘛！”掀起了全国的校长和老师被批斗被毒打被监禁被杀害的腥风血雨。更多无辜的人死于红卫兵歹徒的公然屠戮。1966年8月和9月，仅在北京一地，就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试问：哪朝哪代的哪个妖、哪个魔可以如此邪恶、如此嚣张？
全中国的人都知道“要武”，不需要“闹”才能大。宋彬彬有幸成为承载“要武”的号召发出的媒介，北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没有任何后果成为一个昭示：老师和校长以及校工路人是可以随便被打死的。这，应该是彼时和几十年后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巨大荣耀。1997年校庆90年，宋彬彬做为著名校友献袖章的巨幅照片矗立在校园，和谐融洽。至于校长之死，十几年后竟然被有人说成是因为心脏病！假使不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当时就拍摄下了卞校长身上的血衣和被打撕裂的金属表链，我等后来者还真的差一点就相信了卞校长太不经打、是死于心脏病之类的引导呢！文革中没有红卫兵积极主动充当凶手，直接对老师、同学、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校工、路人痛下杀手，文革怎么会让如此众多的人死于非命？怎么会有至今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害？如果卞校长没有被打得死去活来，即使有心脏病也会好好活着，活着陪孩子们长大，活着陪老伴一起变老。一校之长、心脏病人、4个孩子的母亲，无法阻止少女歹徒们打向她的带钉木棍和铜头皮带，无法阻止少女歹徒们泼向她的滚烫开水。文革浩劫，领袖与追随者共同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摧残，对于尊严的践踏，缺一不可。
宋彬彬的道歉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个迟来的道歉，都不能被事过几十年后的耄耋老人王晶垚接受，这样的道歉不需要宋彬彬和朋友们反思吗？“没有保护好老师”，是多么轻巧而高明的推脱啊！没有宋彬彬们把老师校长们揪出来在先，在被“杀杀威风”的几个小时的惨痛殴打时宋彬彬们的一声不吭在后，50岁的卞校长怎么会死？何保护之有？趁着还来得及，为历史留下反省与记录吧，把攻击王友琴的时间和能量转化为对“要武”造成的鲜血淋漓的历史伤口的回顾与忏悔，让宋彬彬们被作为打手、作为工具、作为榜样的可悲历史永远不要再次重演。若能如此，善莫大焉！直到今天，其他人的真诚道歉又在哪里？那时年少，算是被主动利用；现在这些人已经七老八十，经历世事沧桑，仍然假装没发生过。这是怎样地不知羞耻？！
当时，校园里那么多人参与了痛殴老师校长的惨剧，更多的人围观、目击了这幕惨剧，有谁可曾说过哪怕一句阻止的话？别装无辜，人是有选择的。文革的当时当地，他们有选择；文革之后的现在，他们仍然有选择。王晶垚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的红卫兵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何止呢？红卫兵袖章上浸透着红八月受难者的血，浸透着文革千百万受难者、受迫害者的血与泪。“要武”，当初给宋彬彬带来怎样的荣耀，今天就带给她怎样的耻辱。为什么花季少女会成为众目睽睽下虐杀校长的歹徒恶少？宋彬彬们该做的是对于这些被鼓动、被利用而充当偶像、充当打手的反思和记录，为后人留下路标和警示；是帮助王友琴这样的记录者，把事实记录得更加翔实更加细致。而不是让王友琴受到成建制的围攻。如果不用记录与反思来救赎，而是针对记录者行攻击之能事，那么在历史长河中，宋彬彬们的角色也会与文革一样遗臭万年。
领导者与追随者，是文革惨剧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趁着还来得及，记录下自己的忏悔与反思，以求得历史的原谅，为历史留下必要的提醒。让后来者知道，不做恶人的打手、抵御诱惑、保持做人原则的重要。想起阿伦特写下的关于艾希曼的话，抄在下面：“艾希曼明明是大屠杀的策划人，但却是一个沉闷、普通、平庸得可怕的官僚，他平凡到令人感受不到一点变态和残酷的气息。而根据其证词，他对犹太人没有一丝恨意，只是在整个纳粹官僚体制中奋发向上。最终那种不带个人思想的官僚心态，令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从现实脉络中抽离，在没有恶念的情况下，做出历史上最邪恶的事。”
冯敬兰把她的手指指向王友琴，既不敢说文革始作俑者的罪恶，也不敢说宋彬彬们怎样踊跃地被利用、荣幸地被利用作为文革工具而产生的血腥后果，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显然，这是1966年的红外围半个世纪后献给当年红卫兵歹徒的“投名状”。而且不仅如此。她的“蒙骗”说把观点当作事实，不输当年红卫兵的戾气、霸道与歹毒。余英时教授，在浩瀚历史中巡查、凝视、沉思的大学问家，岂能被王友琴所蒙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也被蒙骗了？苏晓康先生，亲历过文革、“河殇”作者也被蒙骗了？还有National Review的资深记者Jay Nordlinger也被蒙骗了？写下真知灼见的犹太裔女教授Schwarcz也被蒙骗？你们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为红卫兵辩护的文章，也来蒙骗他们一下试试？想必冯敬兰也与余英时教授、麦克法夸尔教授等学者记者们一一核实过了这一蒙骗事实？如果真是这样，倒是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被蒙骗记”！那将是怎样有力的历史记录啊……。如果没有，那么，冯敬兰就是在故意说慌，以观点代替事实。
高明的谎言，也是需要一些证据的，也是需要基本逻辑的。毕竟，那些血写的事实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那些“要武”的红卫兵们犯下的反人类罪是有人记录了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任何学术地位，都不是靠谎言可以奠定的，即使有人暂时骗得了一些名声也会随着真相被揭露而身败名裂的，当然罗刹国除外，可以在网易上无障碍发表文革文字的人除外。妖魔化宋彬彬们的是他们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行为造成的。王友琴哪有那么大本事把谁妖魔化？她不过是记录了自己亲历的文革，记录了上千名文革受难者的遭遇。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记录和文革研究，不仅仅是在台湾、在海外有着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即使在大陆，也有着同样或者更加广泛而深刻的认可，人们知道叫出死者名字的意义，那是历史审判席上不可或缺、不可否认的呈堂供证。如果她的记录与思考没有影响力，大陆何必全网封杀她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ywang.uchicago.edu，ccrhm.org）？大陆何必全网封杀她的中、日、英五本关于文革记录和研究的书？而冯敬兰的记录竟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网易上发表，真够威武的！相信读者们有自己的判断力。记录文革历史，不仅要让受难者有名有姓，也应该让文革打手、文革凶手有名有姓，这才是对于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不然，这些打手与凶手时刻要把水搅浑，以推卸罪责，以围攻记录者，好让记录者闭嘴，好让记录者知难而退。天安门上“要武”的、浸透受难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刻在当年北师大女附中宋彬彬们的眉心，刻在打老师、打同学的红卫兵凶手的眉心，我们都看得到。不如把浸透受难者血泪的红袖章美化为红玫瑰吧！如果文革研究没有受难者，而仅仅是宏大叙事，那就会很容易滑向革命激情的浪漫情怀里去，那将是不可见底的深渊啊！那是交给后代、交给历史的美化文革的“投名状”，是期待文革再来的“邀请书”。
文革，是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摧毁日记的革命，是摧毁友谊的革命，是摧毁信任的革命，是摧毁伦理的革命，是摧毁文明的革命，是摧毁古迹的革命，是摧毁科学的革命，是摧毁理性的革命，是摧毁羞耻感的革命，是摧毁尊严的革命，是摧毁生命的革命……。千年的历史，师道尊严的传统，哪朝哪代有过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而你们，北师大女附中在“要武”的宋彬彬们领导下的花季少女歹徒、红卫兵凶手们，以革命的名义做到了。既然冯敬兰自己知道那段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初年的历史，那就也请把这些打死卞校长的红卫兵凶手的姓名一一列出，免得让宋彬彬们代什么人受过。如果这样，也敬你是直言不讳的记录者。为有权者讳，为有势者讳，唯独对该写出的全部真相讳莫如深，算是哪门子的历史记录者？
冯敬兰要求道歉认错的，是那个当年13岁就考入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一学生王友琴；是那个半个世纪以来，教书之余，坚持寻访、记录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如果不是因为文革中断高考，王友琴最多15岁就可以读大学了。她还是79年的全国文科高考状元。搁到现在就是神童，就是学霸呢！冯敬兰作为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调查了半天，连13岁就读高中这事也没厘清吗？王友琴的确是向历史交上了自己的答卷：name the dead，（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教授写的王友琴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的书评题目），她不要让血腥的、打老师的文革历史随风而去，她的记录阻碍了把红袖章美化为红玫瑰的道路，阻碍了把肆意杀人美化做革命浪漫主义的道路，阻碍了卞校长死于心脏病的编纂。
是的，如冯敬兰所要求的，她应该为自己写下的这些记录向红卫兵、红外围和“要武”们道歉、认错。Kudos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当年围殴校长老师，你们一声不吭；今天围攻王友琴，你们仍然一声不吭！但，那浸透着受难者血泪的红袖章其反人类反社会反人伦的本质不容篡改、不容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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