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8日贵州安顺农村田里劳作的孩子排队打饭。（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6月13日讯】6月12日是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一年一度的世界无童工日。联合国网站刊文强调，今年的无童工日重点是庆祝1999年《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通过25周年。但从事中国劳工维权活动的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在终结童工现象方面还远不如人意。
张菁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妇权”从200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从事营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张菁发现不少被拐卖儿童沦为奴工的现象，“特别是那些稍微有些智障的，就是那种认知、说话，或者是听觉反应有点迟钝的，把他们带走，然后把他们送到那些煤矿，那些遥远的矿场里边去做苦工，而且根本谈不上工资，只是把他们养活而已。”
张菁回忆说，这些被送入矿场的多数是男孩，而女孩则被送到其他地方做工，“女的就送到那种夜店去，做性奴什么的。”
张菁了解到，这些遭遇悲惨的未成年人很多是来自农村，他们的家庭常常无法顾及，有时是不愿寻找，“那个时候的家庭对稍微智障一点的孩子，由于他们不能正常工作，就经常是不管了，政府也没有提供一些协助。”
童工到底有多少？
从2006年至2014年，“中国妇权”曾协助拯救一些被拐卖的未成年人，其中包括一些沦为奴工的儿童，但面对中国庞大的被拐卖人口梳理，张菁和她的同僚们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由于中国政府对非政府机构的钳制越来越严格，“中国妇权”最终也在2014年退出了中国的在地行动。但张菁说，这十年来，他们仍然通过网络追踪中国被拐卖人口和童工的问题。
但外界很难获得有关中国童工问题的详细信息。《中国青年报》等在内的中国官媒对童工问题偶有报道，但官方很少公布有关童工问题的统计等信息。张菁介绍说，他们在跟踪相关消息的过程中发现，只有当地方政府有时公布解救被拐人口的消息时，会提及其中包含的童工数据。但这也只是局部的数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2018年在其网站上提及，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得知，截止到2012年，亚太地区童工数量高达7800万，其中中国的数字是多少并没有提及。
国际学术期刊《中国经济评论》2018年的一篇论文指出，2010年中国10到15岁的孩童中有7.74%的比例在工作，他们每天平均工作6.75个小时，用于学习的时间比其他孩子要少6.42个小时。这些童工中有90%同时还在上学。
但十四年后，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童工？本台尚未找到可信的数据。
不同产业、不同地域都存在童工
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华海峰2012至2016年期间，曾在中国做中国劳工问题的调查和权益工作。他专注的领域是跨国公司在华工厂的劳工权益问题。华海峰在调查中发现，当时一些著名国际厂商在中国的工厂或供应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童工问题，“三星、沃尔玛，还有苹果公司，我们在他们的供应链中都发现有童工问题，甚至在富士康我们都发现了大量的童工。”
华海峰分析说，富士康这种公司出现童工问题，有各种原因，“比如工人告诉工厂他有16岁，但他实际年龄只有14岁或13岁，他用了别人的证件来获取这份工作，”还有的情况是通过所谓“实习”的方式，“他们名义上是校企合作，学校和企业合作，去实习，但实际上他完成的是一个产业工人所做的岗位，他其实是学生，他的年龄达不到法定要求。”华海峰补充说，富士康这种公司自身也不太想用童工，但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这种现象。
华海峰通过走访和询问得知，在中国的偏远贫穷地区，工厂童工的现象尤其严重，“通过我们和一些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培训班之类的人员沟通，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山区还是蛮普遍的。”
通过校企合作、以实习的方式让未成年学生做工的现象，中国媒体也曾进行报道。但据中国商务部主管的《WTO经济导刊》2018年的一篇报道，国际儿童权益咨询机构瑞联稚博在中国的执行董事康莹表示，整个中国制造业内的童工并不普遍；而被发现系统使用童工的工厂都倾向于低成本、短期效益，为了快速赚钱，而不考虑企业的未来。
总部位于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对记者介绍说，近些年送学生去做工的现象有所改进，“政府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学校也有很多的要求，在近几年的调查中，特别是大型企业，包括服装、玩具工厂等，通过学校集体去工厂工作的童工，这几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发现了。”
但他指出，在中国社会的其他角落，还是有很多童工的现象，“现在很多童工很多是集中在小作坊，这种工厂很小，基本上没有办法监管，”另外，暑期的时候，未成年子女跟随父母去城市打工的地方，帮助做工，以及在农村，未成年人和父母一起做农活，也都属于童工现象。
政府责任
华海峰曾作为多家劳工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帮助维护劳工权益，其中也涉及童工问题。他分析说，经济窘况往往让一些家庭支持自己的孩子出去做童工，“家里没有办法让他继续上学，只能让他出去工作；出去工作，这个孩子能不能挣到钱补贴家用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至少家里不需要来承担他的生活。”华海峰有时会和伙伴一起帮助那些做童工的未成年人返回学校，但他们对此也是有纠结的，“如果这个孩子失去了这份工作，他回到农村的家里，他可能吃饭都成问题，那他是要工作，还是不工作？”
华海峰在从事帮助童工的过程中也接触到地方政府，他认为政府也不希望出现童工的现象，“他们也不希望孩子过早辍学去工作，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地方就是贫穷，就是社会资源很有限。”
华海峰提到，地方政府也欢迎他们这种非政府机构来帮助解救童工的问题，但态度有些暧昧，“就是希望我们在公开的信息中不要提到这些事情。”
李强则指出，中国有禁止童工的法律法规，但却没有认真去执行，“基本上就是，如果不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或者产生巨大的民怨，他就不会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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