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痛点：创始人过半弃党而去(图)
中国平潭（图片来源：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24年6月17日讯】近年台海局势逐渐紧张，中共文攻武吓，意在对台湾制造兵凶战危的负面形势，特别是大打所谓认知战，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中华民国的子民，理应知彼知已，出手反制其认知作战。
当然，与中共的认知战释放虚假资讯不同，反认知战用的是真实资讯，瞄准其怕民众知道的自身痛点和丑闻，也可称为真相。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对应，连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对的痛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党的创始人对党的陆续背离。
中共痛点：创始人过半弃党而去
中共号称百年老党，在2021年满百年之后，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三年。在红朝衰败气息中，中共党魁习近平近年试图从历史遗迹中找到共产党的所谓“初心”脉息，以期对党员洗脑。
习近平对在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异常重视，2017年十九大成功连任后，他就带着新一届班子专程到上海的“一大”会址“朝拜”。但当局在宣传“一大”旧址时，不敢面对中共的创始人纷纷弃党而去的事实。
据现在的公开资讯，说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即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78号）。这两幢沿街的寓所，是“一大”代表之一李汉俊家。
但“一大”是否真的在7月23日开，仍有争议。因为中共是境外势力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私生子，创党会议也是偷偷摸摸地开，随时有危险，于慌乱过后，参会的人后来谁也记不清楚会议召开和结束的日期。
现在官方说的中共建党日是1921年7月1日，这个日期是在早期逐步掌控了领导权的毛泽东，后来随意定的。
参加中共“一大”代表有13人。包括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参加。
参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代表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和马林。
数十年后，这些中共的创始人结局令人惊叹：或早死、或被敌人枪决，过半（7人）脱党、叛党、被开除或成为汉奸，最终在经历惨烈内斗后残留下的仅2人。
其中，负责筹备“一大”的李汉俊，1922年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党籍。他于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枪决，时年37岁。
李达和李汉俊筹备了“一大”，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3年秋，李达脱离了中共，后来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
从历史上寻找对应，连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对的痛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党的创始人对党的陆续背离。（美联社）
但中共又不认帐。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称李达被开除了党籍，是叛徒。李达隔月在被批斗中病死，年76岁。
刘仁静1929年被中共开除，文革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底方得以释放。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北京被公交车撞倒，送院不治，年85岁。
包惠僧1924年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死，年85岁。
陈公博1922年6月就宣布退出中共，抗战后他成为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周佛海后来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时期是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周佛海因被认为是降日汉奸而被捕，于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市老虎桥监狱，年50岁。
张国焘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他曾领导红四军，权倾一时，但后来在与毛泽东的内斗中落败。1938年4月2日，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只身从延安出走，逃往重庆。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退党声明。
1948年，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发文，痛斥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
张国焘说，“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现在看来，他是一个超级预言家。
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张国焘1968年举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时年82岁。
王尽美1926年8月19日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被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枪决，年仅30岁。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于突围中跳崖身亡，年59岁。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年47岁。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够在内斗中成为党的领袖，从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于1976年9月9日去世，董于1975年4月2日去世。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个外国人下场悲惨，尼克尔斯基1938年被苏联共产党以间谍罪枪决，马林在1942年被占领荷兰的纳粹枪决。
尼克尔斯基和马林当年是奉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命，是专程到中国来指导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
中共当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报背离共产党的所谓初心，有不少在偷偷传阅政治禁书，所谓“两面人”普遍存在。（美联社）
首任总书记被开除出党后表白反独裁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时他没参加，只是派了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他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1925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1927年辞职。因反对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还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他的话也值得当今想“统一”的台湾人深思。
并没有参加过“一大”的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在中共北上逃亡之前，留守的瞿秋白被国民政府拘捕，在被处死前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坦言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他说：“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我始终带着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瞿秋白死后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惨死，孩子被关，父母坟墓也被掘。
1949年中共建政后，那些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打江山的将帅们也被毛整的很惨。特别是曾是毛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撤职和开除党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折磨死后，名单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
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林彪座机坠机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中共在末路中却要打台湾？
中共“一大”代表的殊途以及中共建政后元老们纷纷被打倒的事实，早已预示着中共的末路。特别是中共创始人纷纷与其党决裂，这是中共骨子里最大的痛点之一，其教科书中不能宣明这一点的。
中共当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报背离共产党的所谓初心，有不少在偷偷传阅政治禁书，所谓“两面人”普遍存在。这些情况都呼应了中共创始人背离党的历史。
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傻子少了很多，唬弄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现在入党仅靠利益驱动，而非政治忠诚。而许多早已不愿和中共捆绑的人士，因公开退党会受到党的惩罚，不得不化名在海外网站声明退出，以明心志。
在国内经济困境下仍内斗不停的中共专制集团，近年维稳动作频频，是因为随时会走向翻船的结局。但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中共的当权者一直宣称要“统一台湾”，借此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兼且转移危机焦点，如此而已。
如果说中国国内的民众被长期洗脑以及强硬维稳，不敢或无法看清中共的痛点，自由接收资讯的台湾和海外的人士应是能看清楚的。千万不要对中共高层抱幻想，因为连他们自已也是朝不保夕。
最后，台湾官方或民间团体，有条件的话，在适当时机，也可以学学韩国反击朝鲜空飘“垃圾气球”，对朝鲜空飘智能气球放录音骂金正恩的做法，对大陆空飘智能气球。除能深入大陆散发传单外，也可以用电子喇叭播放中共种种丑闻和批评习近平的录音。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反认知战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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