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挽毛泽东右挎江青 这位“战狼”还是跌倒了(图)
1967年“五一”，姚登山被周恩来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毛泽东接见。合影时，他突然挽住了老毛和江青的胳膊。（公有领域）
偶然看到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中站在中间位置的是一名笑逐颜开的中年男子，他左手挽着一脸无奈的毛泽东，右手挎着同样满脸堆笑的江青，毛左手和江青右手站立者分别是林彪、周恩来，林彪左手则是徐仁和康生。估计对于毛而言，这样手臂被非家人挽的照片是少之又少。是什么原因让那名中年男子如此大胆左挽毛右挎江青合影？又是什么原因让几个中共大人物在照片中甘当绿叶？而且照片官方还公开发表，并风靡一时。
这名大胆男子名叫姚登山，是当时中共外交部的一号人物，还被中共封为“红色外交战士”，他无疑是中共战狼外交代表人物王毅、赵立坚的前辈。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入了中共的魔眼？
早年经历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姚登山是山西临汾人，高小文化。17岁时参加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历任班长、副小队长。期间或许接触了中共党员，并接受了马主义。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他加入中共，并奉命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襄陵自卫队进行游击战，历任游击大队大队长、游击支队支队长、曲襄大队教导员、副政委。
中共吹嘘姚登山率部与日伪军及土匪战斗百余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因此他在汾东威名大震，日伪军称他为“姚神仙”。这其中大概有很多水分，从毛不打日军专打国军的战略看，以及从当时中共军队和游击队的战斗力和没有具体战役来看，姚登山对抗的绝非是正规日军，或许剿灭的更多是各色地方武装。而他和中共自己吹嘘的可能性更大。
1945年3月，姚登山任中共曲襄县委书记，其后参加了国共内战。1949年，襄陵自卫队成为中共62军185师554团。姚登山是该团第一任团长兼政委。1951年春，又编入工程兵第10团。该团还是中共树立的虚假典型雷锋生前所在的团。
进入外交界 一夜红遍全国
中共建政后，姚登山被选中到北京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他之所以被选中，极有可能与他外向、大胆的性格有关，这从他与毛等中共大人物的合影时的举动可以一窥。培训后，他在1950年调入中共外交部，先后出任中共驻丹麦、芬兰使馆一等秘书、参赞，外交部西欧司专员，中共驻锡兰大使馆参赞，总务司副司长、服务司副司长，中共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临时代办。彼时中共外交官大多来自军队，周恩来称之为“文装解放军”。
让姚登山成为中共高层外交宠儿的事与印尼有关。1965年9月印尼发生政变，病重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与印尼共产党合作绑架了包括陆军司令在内的6名高级将领，并殴打和杀害。此举引起军方的强烈反弹，雅加达军区司令苏哈托率兵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并对主谋印尼共产党大开杀戒。
鉴于印尼的形势，1966年3月，周恩来改派军人出身的姚登山任驻印尼参赞。此后，中共驻驻印尼使馆不仅被断水断粮，还遭到军人的围攻，在此情况下，中共将大使召回，姚登山成为临时代办，负责领导所谓的“抗暴斗争”。
1967年4月，印尼政府从查抄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的遗留文件中，发现中共与印尼共产党之间关系密切，有证据表明中共政府秘密向印尼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和援助，甚至参与印尼共产党的政变。愤怒的印尼人围攻了中共驻印尼大使馆和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也抓获了一些印尼华人中的共产党和中共在印尼的卧底，其实印尼政府抓获枪毙的华人仅占总数的1％，远不如华人在印尼人口中的比例（2.6％）。
在使馆被围攻时，身为临时代办的姚登山立即下令烧毁了秘密文件，又带着使馆人员不顾外交人员的礼仪和尊严，与印尼人对骂群殴，还像一些宗教暴徒一样狂喊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其所为明显与外交官身份不符，姚登山遂被印尼政府以“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看看当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是如何报导的：4月23日，再次发生了大批印尼军警包围中共驻印尼大使馆之事，中共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被武装劫持扣留八小时。4月24日，印尼政府宣布中共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换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姚登山和徐仁都被印尼驱逐出境了。作为报复行动，中共当局随即宣布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为“不受欢迎的人”。
4月30日，被驱逐的姚登山和徐仁回到北京，因为他们的“战狼”行为，他们成为中共的香饽饽。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第一副组长江青、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等中共高官，以及首都各界7千余人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还拥抱了姚登山，彼时周将其视为陈毅的接班人。
老毛自然不会不知晓姚登山的大名。在其回来的第二天，正逢“五一”，天安门前举行大集会，毛等中共高官均出席。姚登山和徐仁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毛接见。在合影时，姚登山大概是脑袋发热，突然挽住了毛和江青的胳膊，一张令人惊诧的照片出炉了。
从照片上看，江青似乎并不反感，但老毛显得不太自然，面露不悦之情。不过，在镜头前，毛还是没有发作。第二天，照片刊登在中共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姚登山一夜红遍全中国，并成为“国家骄傲”。他和徐仁等人还被中共封为“红色外交战士”。不过，据说当时外交圈一个高层看到官媒上的这张照片后，只说了两个字：“完了！”
介入外交部夺权 火烧英国代办处
姚登山回国之际，正值文革刚爆发近一年，也是各机构夺权时期。最初，姚登山因为有许多社会活动，所以并未参加外交部内的运动。
1967年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造反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声讨港英当局罪行大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等都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前，戚本禹、关锋和姚登山就陈毅的问题进行了短暂交谈，大意是陈毅应该接受批判。
8月5日下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姚登山传达了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会场内响起了“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等口号。会后，与联络站对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认为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同周恩来关于陈毅问题的指示不符，因为周并不想打倒陈毅，也下令不准喊“打倒陈毅”口号等，因此于当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在周恩来没有马上表态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很快在7日回复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也是《九评苏共》主要执笔人王力，将在当晚与姚登山和造反联络站代表面谈。会谈内容明确支持造反联络站，支持喊出“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在外交部要揪斗陈毅等。
由于当时中央文革权势熏天，王力的讲话让外交部高官不得不纷纷表态支持。而老滑头、不愿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周恩来此时选择了沉默。整个8月，陈毅在大中小会议上一共被批斗了八次。8月11日，周恩来在见到姚登山时，态度如常，还让他回去参加造反联络站运动。姚登山就此以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态度一致，因此身体力行执行王力的指示，还去中央调查部、外语学院、外贸部发表了一番讲话，煽动那里也夺了政治部的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8月19日，北外造反派占领外交部，阻挠外交人员办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借机重组领导班子，姚登山、罗贵波等四人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还以外交部的名义对驻外机构发号施令，造成外交混乱。联络站将名单上报给王力，王力却退了回来，让他们上报周恩来。周上报给毛，同意暂时由这四人主抓党委日常工作，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暂停工作做检查，但此事不得外传。不过，姚本人以自己工作不熟悉，又是当权派等理由，并未参加党委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外交部造反派还冲击了苏联、印度、印尼、缅甸、蒙古等国驻华大使馆，最为严重的是他指使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67年8月，中共驻港机构煽动亲共分子在香港武装暴动，杀人放火袭警制造恐怖爆炸事件，导致中英两国矛盾激化。港府勒令三家有左派背景的报刊停刊，并抓捕了部分记者。为此，中共外交部秉承周恩来的指示，于8月20日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并释放被关押人员。
8月22日，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围攻并烧毁了英国驻京临时代办处，谩骂殴打代办处工作人员，并强迫英国外交官向毛泽东像下跪。次日的《人民日报》“慷慨激昂”地报导了这次行动。
据英方人员回忆，当时英方有23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女性。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霍布森先生，他的脑部受重击后鲜血直流；此外，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时任外交领事的魏思敦爵士认为“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当晚消息传到周恩来的耳朵后，他十分震怒，因为这让中共在国际上大大丢了脸。他紧急召见外交口包括联络站在内的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和姚登山等外交部官员。联络站代表和姚登山等否认参与和知情。
外交上的混乱使中共在国际上十分被动。8月底，老毛批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坏人，是小爬虫，立刻抓起来”，王力作为替罪羊被突然打倒。由王力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在外交部的夺权也被瓦解，核心成员被抓。而听从王力指示的姚登山处境也开始不妙。
从云端跌落
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外事口完全脱离了老毛、党中央的轨道，一小撮极左分子从极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还指出外事口里面有敌人，这个“敌人”大概就是指姚登山，姚登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一个曾与大人物合影的宠儿从云端快速跌落。
此后，姚登山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成为外交部各种运动下批斗的对象。此时，中印关系继续恶化，10月双方中止外交关系，直到1989年2月才恢复。
1971年，中共大举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在运动中，姚登山被外交部作为“五一六分子”揪出。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说他是“大野心家”，要当外交部长，大肆渲染其听从王力指示的错误，完全不提当时周恩来的态度。姚登山被戴上手铐，并被宣布正式逮捕。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关了9年后，直到1980年被释放，并享受司级离休待遇。搞笑的是，姚登山被逮捕和释放均未履行司法程序，姚本人也从未经司法程序判处刑罚。
按照《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姚登山就是一个替罪羊。中共党史专家何方先生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中也持同样观点。他说：“公开宣称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时间还有几种不同说法：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实际上半天都没有。周恩来批评的也只是越权以业务监督小组名义向有关使馆发电报。
传得最厉害的是被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时捧上天的驻印尼使馆代办姚登山，后来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还上了像《周恩来年谱》这样的正式党史书（只是用了个“革命领导干部”的讽刺称呼）。实际情况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泽东和尊重周恩来，当造反派的头头时也还是听周恩来的话。不过他坚持只参加运动决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来先让他参加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有去。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恩来把他捧上了天（安门），又打翻在地，说他夺了外交大权，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台后，外交部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批的头号‘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对周总理、要夺陈毅部长的权。批斗后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被送到秦城关押了九年。从批斗到关押，周恩来都没过问。
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时，姚登山被放了出来，继续当党员（从未开除过），还恢复行政级别（11级）。现在看来，这位老八路也是一件冤案，但是许多书上至今还在流传着被编造出来的‘造反派外交部长’呢！”
1998年，曾经的红色外交宠儿在北京离世，终年80岁。姚登山的起伏人生，无疑在告诉今天中共外交系统的战狼们：你们不过是一块抹布，被用完后，同样会被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