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片来源: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24年7月26日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开过,外界认为没解决经济问题,表示失望,还有的认为这次大会改了方向。前者是将党代会的功能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混淆了,因为党代会历来主打政治方向与政策大纲,重心不是政府经济工作。但如果说改了方向,那是因为论者自己认为中共的改革曾有个他想象的方向。这个问题,笔者想通过分析三中全会召开前发表又被迅速下架的《改革家习近平》,探讨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方向。
从邓到习的不变: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变过,如果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是框架内的调整。习近平的“改革”与外界期盼相反,就是这种框架内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拯救腐败透顶的中共。
对该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测,我同意《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该文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改革功绩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调研学习的习近平头上,这是硬伤,必会引起痛诟。
海外对这篇文章当然是批评为主流,批评点在两方面:习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谀奉承。其实,之所以有这种批评,是因为批评者早就将“改革”这个词神圣化,他们的改革只有一种定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不以此为诉求的就是假改革。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来,是一篇写得比较认真的颂圣文章,既然是颂圣,当然免不了拔高颂扬。但是关于习近平是不是当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谓改革内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两点决定了习近平是什么类型的“改革家”。
讨论“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内涵
从词的原生意义来说,凡是触动现存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称之为“改革”,其成败与影响决定当时的评价,后世的评价80%以上基于当时的评价。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改革后政权的生命太短。
“改革”从一个中性词变成完全积极意义,是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中国人与世界对“改革”的一种新的赋义,由此在中国的语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与“假改革”、“全面改革”与“跛足改革”之分义。我在22年前发表的长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76期)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对改革的赋义,早就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目标,而是任何对现存秩序的变动,都称之为“改革”。
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点?就因“改革”这个名词,因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新面目出现于世界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名词。那时候,全世界都有一个幻想: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是为了解除美国政界反对中国入世的压力,他那番讲话,开创了美国中国研究圈两个堪称经典的中国预想: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个中国预想影响的不止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几乎是世界多数中国研究者。
有关“政治改革”这点,官方、民间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官方将所有政府机构的变化、行政事权在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从邓以来,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前后20年,直到习近平前十年,从来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过宪法自赋的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拥有无可质疑的执政权力。这一点,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经江泽民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锦涛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都没有任何实质改变,只是话语表达的变化,比如习近平表述为“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阅中共官方文件,我从来没发现过中共要改变方向的表述,一点暗示与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习近平执政12年的改革具体内容
《改革家习近平》第一节第三段有这样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段话,我认为是事实,因为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就论述过,邓(胡赵)自1978年开启的放权让利、国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时代前期已经结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所谓“皆大欢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时代的放权让利与多龙治水格局。放权让利,就是让政府部门根据事权划分行使资源分配之大权,这一过程产生大量寻租活动,形成官商合作体制瓜分改革红利,这些红利就是“好吃的肉”,中国在这段时期创造了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群体,约占人口23%的中产阶级”。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抓大放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为中共留下了一笔宝贵资产,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业、粮食系统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寡头垄断型国企,这是温家宝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钱。
所谓“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时期多龙治水(5-7位常委)、胡温时期“九龙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在经济上,是温家宝5万亿救市加上几十万地方债的巨额债务。习近平接班时,胡温已将“改革红利”食尽,当时太子党成员张木生公开批评胡锦涛的无为之治是“击鼓传花”,北京坊间盛传的是“老太子党”成员接班之后,必拿“新太子党”(江朱胡温两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亲属)开刀,为反腐祭旗。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比《纽约时报》更早)成了当时揭露高层腐败的主要载体。
要完成这最难的人事清洗,习近平自然只能通过加强权力、近于独裁的手段,才能与整个官僚队伍为敌;而且习近平必须寻求连任,不说永久执政,至少也得执政足够长的时间。这就是习近平变多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为个人专断、党内独裁的背景。独裁是种政治体制,形式有个人独裁、宗教独裁、寡头(集团)独裁、家族独裁等多种形式,中共自建政开始,政权的独裁性质没有变过,只是从毛的个人独裁变成邓、江、胡的寡头独裁,习近平又将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江胡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确实相对宽松,但主要不是九龙当中有谁更“民主”,而是九龙的利益链条多,分割改革红利的途径多;更多的是国际环境所致,江时代说的是“与国际接轨”,与美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胡第一任期与美国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由于中国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中美关系降格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直至“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江胡两朝多少有点顾忌。习近平时期则处在“经济合作伙伴”向“重要的竞争对手”转变阶段,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打击外国资本(尤其是有选择性地打击事涉“国家安全”的信息产业资本),这一切,被认为是习近平要改变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举。但其实与改革方向无关,最多算是收窄了对外资的“开放之门”。(待续)